溫儒敏：高校得了這“五種病”，甚至是“重病”！

溫儒敏，男，1946年生，籍貫廣東紫金。現任山東大學人文社科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聘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總主編、教育部基礎教育專家委員會成員。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五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專家組召集人、人教版高中語文教科書主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評審委員。

【正文】

現在的大學校園太熱鬧了，到處都是廣告橫幅，什么班都可以進來辦，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賺錢班。誰有錢都可以在學校找到講臺。結果弄得大學生剛進來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種賺錢門道。

這二十多年來，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大學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更多年輕人有機會上大學，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從多數大學目前的情況看，前進中也出現新的問題，甚至是“重病”，我把它概括為“五病”。

“一病”：市場化

這種趨向日益嚴重，對大學教育產生致命的傷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嚴重不足，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均。每年兩會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對教育投入。這些年基礎教育的投入的確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賬很多。這是關鍵問題。國家投入不夠，學校要自己去賺錢，不少大學只好不斷擴招，靠獲取學費來維持運行。還有就是“創收”（注：這個詞對于學校來說很不好），辦各種班，賺了一些錢，可是風氣壞了，人心野了，老師哪有心思教學？現在學校的商業氣氛越來越濃，越來越世俗、庸俗。

進北大校園看看，太熱鬧了，到處都是廣告橫幅，什么班都可以進來辦，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賺錢班。誰有錢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講臺。結果弄得大學生剛進來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種賺錢門道。什么時候能讓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氣氛呢？

再說老師的心態也受到影響。我們許多教授往往身兼數職，有的很少時間真正放在教學上、放在學生的學習上。中國有這么多好的年輕人，為什么培養不了？現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為什么？全部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學生的程度比以前明顯降低。師資外流現象非常嚴重，更嚴重的是敗壞了校風。

北大有些院系教師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礎學科教師的收入高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容許一部分老師“先富起來”，多拿一些錢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不能沒有管理，否則有些教授可能就是為錢上課，而且造成校內貧富不均，兩極嚴重分化，學校成了市場，人心搞得很勢利，既不利于校風建設，也不利于學科建設。

“二病”：“項目化生存”

所謂“項目化生存”，是對那種沒完沒了爭做各種項目的描述，特別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的項目，不斷對付著做，實在浪費人生，浪費資源。為什么要這樣？年輕的老師不申請項目是不可能的，因為現有學術生產管理體制有這種量化要求，特別是理科與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過項目來實行的。還有，就是追逐利益，項目都有錢，有些老師其實就是奔著錢去申請項目的。這其實也是市場化的弊病。

現在學術腐敗嚴重，假成果、假學問遍地都是，學術會議、成果鑒定、資格審查、項目審批過程普遍玩手段走過場，吃喝、游玩、送禮、拉關系、做交易反倒成了實質內容。現在很多人當上教授就整天過“項目化”生活了，很少給本科上課，是不正常的。

我近30年幾乎每隔一年就要給本科生上課，上課是基本的工作，本是份內的普通的事情，沒想到此間報紙還當做新聞專門報道。可見現在“項目化生存”多么嚴重。

現在社會以實用技能為標準收羅人才，輿論更被市場的泡沫所左右。人們為謀生而學習，沒有內在的事業沖動，上大學無非是畢業后好在人才市場上找到買主，賣個好價錢。這種短視的觀念嚴重挖空大學文化的基石，腐蝕現代精英的人格品質。

“三病”：平面化

大學越來越失去個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質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大學合并本來也有好處，對50年代以來形成的分工狹窄、體制封閉、低水平重復、小而全的高校辦學模式，尤其對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團化、沼澤化有好處，利于“清淤消腫”。但許多大學合并，就是貪大求全，原有一些傳統特點就丟失。

吉林大學幾乎把長春的主要幾個大學全都合并了，規模之大，令人感嘆：不是吉林大學在長春，而是長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

武漢原來有個水利學院、還有個測繪學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學時就知道，現在合并到武漢大學了，融合一塊了，文章發表的指標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見了。北大幸虧沒有和清華合并。大學辦學個性與特色的丟失，是個大問題，現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官場化

現在是按照官場那一套給學校管理人員套行政級別，學校也有所謂副部級、正廳級等等之分，動機也未必是壞的，可能是為了幫助學校爭取資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長學校的官本位風氣。政府部門有些上不去的官員，就去大學做校長書記，還不是促使學校越來越官本位？院系一級的黨委書記有的也高度職業化，都是外派的，不懂業務，就很難進入狀態。

現在大學官場化，誰當領導誰就得到更多資源，以致有的教授也爭著去當處長，有點可悲。不是處長不重要，是這種風氣不適合學校。管理對于學校教學科研的運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領導，而是服務教學科研（注：不是服務教師）。管理做好了應當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應當是當官。

我到過一些學校，看到有些院系支部書記的權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長、系主任，一級一級官階很鮮明，在各種場合會看到人們互稱官銜，就好像在政府機關里面一樣。我當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稱呼我“溫主任”的，那樣稱呼會讓我不舒服。許多大學的官本位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職，地位就比教授、老師、學生要高，甚至動輒可以決定他們的命運。在這樣一個體制下面，怎么可能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學風！

更嚴重的是許多大學書記和校長職責分不清，說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可是“兩個一把手”，黨政不分，誰最終負責？往往就是誰強勢誰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還彼此矛盾爭斗，影響工作。這個問題好像很難解決，但總要想想辦法，有所改進。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識分子喪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失去頭腦，失去靈魂。傳統宗法制度和盤根錯節的人際關系網的劣根滋長，腐蝕了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大學精神。

“五病”：“多動癥”

過去搞運動，反復折騰，是“多動”。現在也“多動”，是不斷改革、創新，不斷搞什么“戰略”“工程”之類，名堂、花樣讓人目不暇接。意圖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懷疑。

教育有滯后性，不能老是變動。有些試驗要跟蹤多年才能下結論。比如北大搞實驗班，搞了幾輪，搞不下去了，也沒有總結，我稱之為“無疾而終”。接著又搞“元培學院”，也是著急出經驗，弄到現在全國都在模仿。北大本科教育還是比較成功的吧，為什么要大動干戈？即使試驗，也要有個過程，有跟蹤。我們都有點沉不住氣，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我們大學教師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氣，這才是大問題。

上級主管部門往往為了顯示政績，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動”。但學校應當有自己主心骨，盡量抑制“多動”。我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國大學的中文系幾乎全都“升級”為學院了，我說不必去跟風，即使要變學院，那也等全國的中文系都“升級”完了我們再升格吧。現在全都“升級”了，這里還是巋然不動。我不當系主任了，以后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級為文學院，也就不可預料了。我們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針對“多動”，我們這些年提倡“守正創新”，在比較艱難的條件下，教學科研以及課程建設還是維持在較好的水平。這也得益于北大的寬容，校方沒有逼著我們“多動”。在許多情況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實。辦教育和辦工廠不一樣，教育需要積累，不宜變動太過頻繁。我們把“守正”放在“創新”前面，是想說明繼承優良學術傳統的重要性，基礎性，不贊成浮躁的教育“大躍進”。我們能做的不過是要堅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將之付諸于積極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