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舒淇聊原生家庭、傷口與和解

霧蒙蒙的城市里，一個內向、怯懦、迷茫的女孩走來了。她家里有個總是醉醺醺、經常對妻女施以拳腳的爸爸；在婚姻里內耗卻無法離婚，再把自己承受的委屈轉嫁到女兒頭上的媽媽以及敏感于不被愛、只能被迫學會“懂事”的自己。這是舒淇導演、編劇的電影《女孩》中的故事，其中的女主角林小麗身上也有一部分她真實的自己。

十幾年前，導演侯孝賢鼓勵舒淇寫出自己的故事，她認真思考了一下，發現“我那個年代的小朋友包括我自己，確實挺有故事性”。如何把親身經歷過的痛苦變為力量，或許是很多東亞女孩一生都在尋找的答案。舒淇在記憶里提取了那些印刻最深的碎片，花10年時間打磨劇本，用自己經歷過的苦難搭建了一座“花園”，在此過程中，與自我、與母親和解，并用一個女孩的故事，安慰所有女孩——你看，這也許是糟糕的一天，但不會是糟糕的一生，已經有一個女孩從夢魘里一步步逃離，長成了還不錯的大人，甚至攢足了勇氣，轉身擁抱從前的自己，她雖然無法忘記從母親那里飛來的刀子，但她讓自己理解了母親。

這是舒淇以導演、編劇身份創作的首部電影。憑借這部作品，舒淇拿下第30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并入圍了第82屆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11月初，《女孩》在全國正式上映。

舒淇以導演的身份攜電影《女孩》參加多倫多電影節。本文圖/受訪者提供

“你要不要試試做導演？”

最初的靈感來源于2009年舒淇與導演侯孝賢的一次談話，原本在探討表演的困惑，侯孝賢突然問：“你要不要試試做導演？寫自己的故事。”“哈？這樣子……我可以嗎？”此前，舒淇從沒有當導演的想法。“可以啊，拍一個電影并沒有那么多的框框。你想要去拍去做，這才是重點。”侯孝賢的一句鼓勵，成為她動筆的契機，最初不懂怎么寫劇本，那就按侯孝賢告訴她的，從最熟悉最想表達的內容開始。斷斷續續10年，劇本不斷被推翻、重新修改。“一度想過放棄，還好最終沒有。”舒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23年，舒淇以評委的身份參加威尼斯電影節，接連觀看眾多佳作后，突然感受到一股沖動，決心不再拖延：“我覺得如果再不拍，這個戲可能就不會拍了，我就不會做導演了，必須一鼓作氣趕快弄出來。”擔心自己做不到，舒淇特意找了個監督者——她撥通監制過《大佛普拉斯》等影片的好友葉如芬的電話：“我要做導演拍一部戲了，你來幫我吧，明年暑假開拍。”“真的假的？”葉如芬有點不敢信，“那等劇本寫好再說。”舒淇回答：“給我半個月時間。”

話說出去了，非倒逼自己寫出來不可了。完成評委工作后，舒淇留在意大利，住進米蘭一家酒店閉門不出，原計劃15天完成，最終在13天內完成了這部斷斷續續拖延了10年的劇本。

最終呈現的影像里，有很多向侯孝賢致敬的符號，有些是有意為之，例如從小麗妹妹書包里飄出的紅氣球，它從地下隧道一路飄搖，慢慢向著自由廣闊的天空而去，既是小麗心情的伏筆，也是向侯孝賢《紅氣球之旅》致意。還有一些細節，在舒淇看來，則像是冥冥中的某種“天意”。拍攝幾個機車少年載小女孩們出去玩時，舒淇原本想讓他們去溜冰場，她很喜歡溜冰的意境。“在那里，人和人的觸碰很微妙，溜冰又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感。”她說。可是如今，已經找不到可以體現40年前狀態的冰場，如果搭一個出來，又太浪費錢，于是改成騎機車夜游山路，拍到這部分，舒淇猛然想到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中摩托車行駛在鄉間小路的長鏡頭。

舒淇憑借導演電影《女孩》斬獲第30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2001年，舒淇曾參演侯孝賢導演的《千禧曼波》，這部電影可以說是她演藝生涯的轉折點，從這部電影開始，她逐漸擺脫早期的商業標簽，轉向更具藝術深度的作品。其中有一場經典戲份在“曼波橋”上拍攝，這座“曼波橋”，在舒淇拍攝《女孩》時，以出乎她意料的方式出現了。舒淇記得，那時她正在為小麗母女間追逐的一場戲選景，希望找到一段岔路，讓媽媽和小麗爭吵之后一前一后經過那個地方，隨后兩人再分道揚鑣，母親轉下樓梯回到自己家庭的原點，小麗繼續向前，暗示兩人交錯的宿命和女孩勇敢奔向自己的人生。

在取景地基隆中山路附近轉來轉去，真的在一個菜市場附近找到了合適的岔路，正好有一級可以讓母親走下去的臺階，舒淇先走了一遍媽媽的路線，然后繼續向前，想看看小麗會走到哪里。才向前走了十幾米，她赫然發現，面前正是“曼波橋”。“我當時雞皮疙瘩整個起來了，渾身發麻。”舒淇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這也太夸張了！我覺得這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一個很大的緣分。”

于是，在這座“曼波橋”上，25年前《千禧曼波》里的Vicky（舒淇飾演）回眸凝望，25年后，小麗從這里逃離自己的原生家庭。時空交錯，在有意和無意間，舒淇用數個影像語言致敬了對她影響至深的導演侯孝賢，完成了華語電影兩代電影人之間的對話和傳承，而她也從鏡頭前被導演塑造的演員，走到了鏡頭之后，成為那個掌鏡的、獨立表達的導演。

“在成為母親之前，她也是小孩”

和多數初執導筒的新導演的作品一樣，《女孩》是一部帶有導演自傳性質的青春物語。在舒淇成長的20世紀80年代，臺灣經濟正待起飛，城市都在改造建設中。在她記憶里，小時候從窗戶看出去，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整個世界好像彌漫著一層霧氣，讓人沒辦法停下來好好休息，更不可能思考生活是什么。父母親都在為生活奔波，一刻也停不下來，他們沒有精力去顧及家人的感受。舒淇回憶：“那是一個‘新’與‘舊’正在過渡的時期，傳統和現代的交界處，最傳統的那個社會的影子還沒有消失，還處在邊緣。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候，家庭以及孩童都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電影《女孩》海報

也許是這個原因，成長期正處于臺灣20世紀80年代的藝術創作者，很多人的作品中都存在一位酗酒且對女人和孩子施以暴力的父親。例如電影《小雁與吳愛麗》，例如周杰倫的歌曲《爸，我回來了》——“不要再這樣打我媽媽，難道你手不會痛嗎？”

在舒淇看來，這樣的暴力并不局限于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直到現在，仍然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存在著，只要一個女人沒有經濟來源，需要依附于男人，那么她就有很大概率遇到暴力，她的孩子就會和她一樣生活在暴力的陰影中。就像影片中的女人和小麗，聽到父親歸家的摩托聲，小麗馬上驚恐地躲進簡易衣柜，常被男人拳腳相向的母親，無論白天黑夜都要辛苦勞作，丈夫的缺席讓她全權承擔著照顧孩子的職責，她的無助、委屈和苦楚像瘟疫一般傳遞給了孩子——錢包里少了錢，母親不分青紅皂白地體罰小麗，忘記帶午餐，她就在全班同學面前掌摑女兒。這些情節的創作靈感，部分來源于舒淇的真實經歷。

舒淇1976年出生于臺灣一個貧窮的家庭，她曾說自己沒有童年，總要小心翼翼地觀察爸爸媽媽的反應，如果他們今天心情不好，就離遠一點，不然很容易挨打挨罵。她小時候常常躲進衣柜，只要聽到爸爸的摩托車聲，就馬上躲起來，“爸爸看不到我，就不會把我抓起來打了”。影片里面小麗的躲避沒有成功，仍被爸爸抓住，但舒淇笑著說自己小時候是成功了的，“那時候爸爸喝太醉，看一圈，呃，怎么沒有人，也就走開了”。

有沒有過恨意？一定是有的。“小時候不懂事嘛，就會覺得，為什么這個世界要這樣對我，為什么爸媽要這樣對我，我一定不是他們親生的。”但是幾十年后的今天，當鏡頭復現當年經歷過的畫面，卻沒有怨懟和責備，而是溫柔、同情地凝視，尤其對媽媽。開拍不久，有一個長鏡頭，女人送兩個孩子上學回來，洗衣、洗碗、收拾房間……當舒淇在監視器里看到女人干完所有家務，一瞬間肩膀塌下去的背影，她哭了。她“看見”了當年的媽媽，她一瞬間明白，“媽媽不是不愛你，是她太累了。她不是不想溫柔，是沒力氣溫柔”。

舒淇出生時，媽媽只有18歲。“她自己都還是一個小孩！”舒淇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年紀輕輕就承擔起沉重而艱辛的母職，媽媽對此毫無經驗與準備，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因為她沒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更沒學會如何表達愛，因為她自己也沒被好好愛過。生活太重了，壓得她喘不過氣。她的青春、夢想和笑容全部被現實消磨，只為撐起這個家。在釜山電影節的記者發布會上，舒淇哭著說，原諒媽媽了，不是因為媽媽變好了，而是她終于懂得，當一個女人成為媽媽，她的命就變了。

電影《女孩》劇照

這種“看見”構成了影片最刺痛的共鳴。小麗母親的人生是時代女性的典型縮影：只念到中學就離開學校，白天在發廊勞作，有時還得忍受男顧客的“咸豬手”，夜晚做手工貼補家用，面對丈夫的暴力只會默默承受，將生活的重壓轉化為對女兒的嚴苛與疏離。舒淇沒有將母親塑造成扁平的“施害者”，而是通過細節勾勒出這個女性的無助與絕望。她對女兒的責罰，其實是一種心理層面的自我否定——不希望女兒成長為另一個自己。

影片沒有回避東亞母女關系的復雜，就像舒淇說的，“以前那個年代母女之間的感情非常奇怪，很糾結，很撕裂，明明是愛，可是不知道為什么就要刀刃相向。內心里面的溫柔，表現出來卻是難聽的話語和傷害”。這愛里，帶著怨，帶著傷，帶著不舍和虧欠，愛與渴望由她而生，委屈和壓抑也因她而起。舒淇沒有刻意放大這種既想逃離又想依賴、掙扎且痛苦的關系，只是平靜地注視這份母女之間搖搖欲墜卻又堅韌的感情。

寫劇本時，舒淇始終站在小麗的立場寫一個女孩的故事，可是等到電影拍完，后期完成，再好好回看這部片子，她突然發現，自己的關注點已經不在小麗，而是放在了母親身上。

小麗對媽媽并沒有真正地怨恨。雖然媽媽打她，懲罰她，她只是覺得疼痛，而不是恐懼。隔著一道鐵門，小麗問媽媽：“媽，你和他離婚好不好？我們一起走好不好？”

“我以為我好了，其實傷口還在”

媽媽沒有和小麗一起走，因為愛，她把孩子送去了親戚家。而舒淇是自己離家出走的，16歲那年，為了逃離家庭中的暴力，她開始了獨自謀生之路。如今回看那段日子，她覺得自己像一條漂泊小船，哪里可以靠岸就靠岸，但好在并沒有迷茫。可能因為很早就出來謀生，舒淇覺得自己一直是個活在當下的人，離家出走需要賺錢養活自己，那就馬上找個咖啡廳端盤子，內耗沒有用，有用的是解決眼前的問題。

第一次當導演也是這樣，她怎么都記不起來第一次坐在監視器后的導演椅上是什么感覺了，沒有人們想象中的忐忑，甚至沒顧上感受什么心情。“一喊action就馬上進入那個世界，喊cut后，又要馬上調整各種細節。第一次坐導演椅？完全忘記這件事了。”在舒淇看來，作為演員，只要待在人物的狀態里就好，但是導演不行，導演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太多事情要處理，站在一個更抽離的角度，眼睛里全是問題，“這個碗不對”“那個時鐘不行”……給演員講戲的時候需要感性，處理現場問題又需要理性，好像“一邊做語文題一邊又解數學題一樣”，“快要精神分裂”，在不斷“解題”中，第一部戲就這樣拍下來了。

第一個版本剪完，長度近4個小時，舒淇給小麗的父母都建立了完整的故事線。9m88（湯毓綺）飾演的母親在學校被霸凌，被原生家庭拋棄，不得已早早進入社會，婚后又受家暴，是一個可憐卻仍勇敢面對生活的女人；邱澤飾演終日酗酒的父親也并非單一的惡人，而是原本家境殷實卻因為意外而階層滑落，又被社會壓力壓垮的男人。但因為篇幅限制，只能舍棄那些故事，回歸到最主要的女孩身上，影片長度也壓縮到2小時。

最難處理的部分，是尾聲，舒淇記得侯孝賢告訴過她，“拍電影只是揭露故事的冰山一角”。她的劇本結束在男人出車禍，但是制片人葉如芬覺得停在這里太突然了，之后媽媽怎么樣？小麗過得好不好？影片需要一個更“好”的結尾。舒淇苦苦思索了兩個月，眼看開拍在即，某一天，她坐在書桌前，盯著窗外搖晃的樹影，靈感突然來了。

最后一幕，已經成年的小麗回家探望母親。母親守著無甚變化的家庭陳設，還有已故丈夫的靈位，獨自在家。尷尬的沉默、局促和已經無法跨越的鴻溝，是傳統東亞家庭里最真實的距離。可是，小麗仍然忍不住問：“你有沒有想過這些年我過得好不好？”

沒有暢快的彼此傾訴，更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大和解，仍然是心有不甘的詰問。只是，“過得好不好”，越是簡單的問題，越無法簡單地回答。有觀眾留言說，“正是這種不和解，反而讓我有被輕輕抱了一下的感覺”，因為痛苦是真的，只有痛苦被看到，才有治愈的可能，但并不代表，一定要原諒，一定要假裝無事發生。

舒淇坦言，整個拍攝過程像洋蔥般把自己一層層剝開，直視記憶深處的陰暗面：“我以為我好了，可再次觸碰時，傷口還在。”“說不上什么放不放下，只是長大后更能理解為什么父母會那樣對待自己。”

影片的最后，小麗在眼淚中，吃下一碗母親為她準備的豬腳面線。她的質問沒有得到答案，母親的道歉或許也永遠不會到來，時過境遷，橫亙多年的隔閡怎么會在三言兩語之間化解，“過去了”不等于“和解了”。可是，既然人生還要向前，那么就這樣接受吧，你的痛苦和我的悲傷，都沒有答案，更沒有誰能拯救誰，但是我們彼此“看見”，那么也許，就勝過了答案。

發于2025.11.10總第121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導演舒淇：從痛苦中長出一點勇氣

記者：李靜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