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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一個夜晚,身為醫生的他淚流滿面,瞞著妻子,將一罐試驗液體灌入未滿周歲的兒子口中。“爸爸對不起你……”他比誰都清楚,一旦失敗,孩子非死即殘。
這位父親,為何如此“狠心”?
他叫顧方舟,1926年生于上海。4歲喪父,家道中落。母親靠做接生婆將他養大,并叮囑他:“長大要當醫生,是人家求你,不用你去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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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銘記于心,考入北大醫學院。本可成為名醫,他卻選擇了公共衛生:“當醫生一輩子能救多少人?做公共衛生,能讓千百萬人受益。”
1955年,一種可怕的瘟疫在江蘇南通爆發,隨后席卷全國。它就是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癥。病毒專攻7歲以下的兒童,輕則終身殘疾,重則死亡。疫情高峰時,全國一年有數萬兒童感染。
城市里出現了無數“背包族”父母,他們背著殘疾的孩子,辛酸輾轉于各家醫院,尋找渺茫的希望。
一天,一位母親找到剛留蘇歸來的顧方舟,苦等整日,只為他這根“救命稻草”。然而,顧方舟只能無力地告訴她:“這個病,沒法治。”
那位母親眼中瞬間熄滅的光,成了他一生都無法釋懷的痛。晚年,白發蒼蒼的他回憶起這一幕,仍然掩面久久哽咽。
“不能再讓中國的孩子變成瘸子!”1959年,顧方舟受命前往蘇聯考察。當時有兩條路:一是美國昂貴的死疫苗,新中國負擔不起;二是尚未完成臨床試驗的活疫苗,風險極高。
關鍵數據被嚴密封鎖。顧方舟力排眾議:“求人不如求己,中國必須自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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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著導師贈送的活疫苗原液回到國內,視若珍寶。疫苗在動物身上試驗成功后,顧方舟不顧危險,第一個喝下疫苗溶液,拿自己親自做實驗。
然而,對成人有效,并不代表對兒童安全。誰愿意拿自己的孩子冒險?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咿呀學語的兒子。
“自己的孩子不吃,讓別人孩子吃,沒這個道理!”顧方舟瞞著妻子,含淚給兒子喂下了疫苗。實驗室的同事們得知后,紅著眼眶,也紛紛給自己的孩子喂了下去。
那一個月,度日如年。當所有孩子都安然無恙時,這群年輕的父母相擁而泣。
事后,妻子得知后并沒有埋怨,只是眼眶濕潤,“你應該相信我的”。
疫苗成功了,但大規模生產需要實驗室和大量猴子。34歲的顧方舟帶領團隊,扎進云南滇池邊的荒山,在一個山洞里,用鐵鍬和籮筐,花了九個月,一磚一瓦建起了實驗室。
在災荒年代,人口糧都緊張。有人餓得受不了,去偷猴子的口糧,被顧方舟含淚攔下:“人可以餓,猴子絕不能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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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疫苗,他和團隊幾乎奉獻了一切:他的孩子在深山里長大,學識受限;他的母親在山上病逝,成為他永久的愧疚。
疫苗量產了,但新問題又來了:液體疫苗不易保存,味道苦,孩子抗拒。
顧方舟靈機一動,將疫苗融入糖丸。這顆甜甜的“零食”,就此乘著冷鏈箱,飛入千家萬戶,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奇跡發生了。疫苗所到之處,小兒麻痹發病率急劇下降。2000年,世衛組織宣布中國已成為無脊灰國家,顧方舟作為代表莊嚴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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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當年一起挖山洞的伙伴們已是白發蒼蒼。聚會上,他們一起念起當年常念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
“同志們,咱們這一生,值嗎?”顧方舟高聲問:
老人們像孩子一樣舉手歡呼:“值啊!”這一幕,真是令人熱淚盈眶。
2019年,顧方舟與世長辭,享年92歲。
臨終遺言令人淚目:“我這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們,快快長大,報效祖國……”
靈堂上,一副挽聯為他的一生寫下注腳:
為一大事來,鞠躬盡瘁;
做一大事去,澤被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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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嚴苛的科學家,用最嚴謹的態度與病毒搏斗;他也是一位溫柔的父親,把最苦澀的藥,變成了最甜的糖。
顧方舟,我們更愿叫他“糖丸爺爺”。他給我們的,不僅是一顆糖,更是一個無憂無慮、可以自由奔跑的童年。
他用自己的專業、勇氣、乃至家庭的犧牲,為中國的未來,撐起了一片無疫的晴空。
那顆小小的糖丸,是苦盡甘來的味道,是父輩守護的滋味,也是一個民族在艱難歲月里,為它的孩子所能創造出的、最極致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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