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被執行死刑的女明星，紅遍大江南北，槍斃前大喊：這不公平

那一聲“這不公平”。——回蕩在行刑前的最后時刻。目光定格的人名，是程春蓮。

十五歲進團。

青磚黛瓦的劇場里，人聲鼎沸，舞臺燈光下，她從邊角走到中央；那是一個從貧困工人家庭走出的姑娘，憑演出角色《劉三姐》走紅全國。

說白了，成名來的既快又實在：票房、待遇、名望，一并到手。

那時，藝術讓生活發生了改變，也悄然改變了她的價值判斷。

個人認為，這樣的改變帶來的是機會，同時也會留下盲點。

仔細想想，成名之后的期待在她心里生根發芽，像春雨綿綿，漸漸蔓延。

后來，行業變了。

影視的興起把話劇的觀眾稀釋，年齡也限制了她繼續演年輕角色的可能。

于是離開劇團，進入企業做銷售，靠名氣和交際，業績突出；又通過關系進入石化系統，走上了管理或中介的位置。

這里，資源配置是舉足輕重的環節——石油等戰略物資在當時仍然受控。

換個角度看，掌握指標意味著能左右大筆利益；在那個年代里，這種權力的牽動能帶來前所未有的收益。

不得不說，程春蓮在進入這一領域后，開始與系統內的相關人員發生利益關聯；她與石油公司銷售科長梁述勝的關系，成了關鍵線索。

那時候的社會氛圍，人們既興奮又焦慮——市場化的浪潮在推動，也在試探監管的邊界。

就像今天看到的許多轉型現象一樣，機遇與風險并存。

具體操作方式并不復雜，卻足以形成巨大的財富鏈條。

有人通過職權分配指標，有人以企業名義采購，有人以中間人身份收取介紹費。

比如在案中所涉的手段，既包括將指標安排給特定單位，又包含賬目上的差額處理，把多余部分作為私下流通的貨源；還有把交易包裝為“介紹關系”，以高額報酬遮掩實質利益的截留。

說到這里，真沒想到的是，這些看似商業化的說辭，最終在法庭上成為了無法掩飾的證據。

1989年一封匿名舉報引爆了調查；調查人員在她住處發現了大量現金與存折——有報道指出發現存折二十七萬元，現金五十萬元，涉案總額約七十六萬元余元。

若把數額與當時普通工人工資相比，其震撼程度是顯而易見的。

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收入差距，使得這樣的金額足以引發輿論的強烈反應。

調查并非一朝一夕。

歷經數年，賬目、銀行流水、合同和證人證言被逐項核對。

司法程序在事實與法律之間進行逐步裁判。

程春蓮在法庭上對涉案金額曾有不同口徑的陳述，既承認過部分款項，也試圖把部分解釋為“介紹費”或“合理所得”。

然而，證據鏈條逐漸完整，法律依據明確，最終以受賄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為由，作出嚴厲判決。

站在今天回頭看，這個判決有其法律邏輯；在我看來，同樣也反映出那個時代對資源管理與腐敗防控的緊迫要求。

細細品味其中的每一步，不難發現個人選擇與制度環境互為因果。

她的崩潰在法庭宣判時到來，終局的那一刻，喊出“這不公平”。

這句話像一道裂縫——既是對命運的不甘，也是對秩序結果的本能反應。

若要問，這聲喊叫意味著什么

或許它既體現了一個從舞臺步入權力場域的人的絕望，也讓公眾感到一種復雜的情緒：震驚、惋惜與反思并存。

相比之下，社會的關注點并不僅僅是個體的犯罪行為，而是體制在變革中暴露的漏洞——資源分配的規則、權力監督的機制、以及當時公眾對公平與秩序的期待，這些都被牽動了。

在更寬闊的視角下，這是一個時代的側影。

經濟開放帶來了新的獲利方式，同時也帶來了監管上的盲帶。

就像許多歷史案例顯示的那樣，缺乏完善制衡的情形容易滋生灰色操作；而個體的道德判斷在巨大利益面前也會產生偏差。

反思此案時，不能只看個人，也應把目光投向制度與社會結構——這是我覺得尤為要緊的一點。

若當年監管更為到位，或許一些鏈條根本不會形成；但事實是那樣發生了，法律最終介入并給予了裁決。

從舞臺到商場，從名氣到權力，這條路徑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

現在回頭看，案件留給社會的，既有對個體行為的審判，也有對體制完善的警示。

人心易變，利益誘惑難測，制度與規則則需要不斷修正與加強。

換個角度說，正因為這些教訓的存在，后來關于資源監管與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才更顯緊迫。

讀到這里，不禁感慨：時代會教人，也會懲罰人。

事情發生在那一段歲月，歷史在那里留下了它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