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曾在三個時期下令槍斃三個人，既嚴肅了軍紀，又贏得了民心

我黨的武裝力量一直都有著“人民軍隊”的稱謂，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軍自創立開始，就明確了要為人民服務的目標，為此制定了非常嚴明的紀律。

如果軍中有人侵犯了群眾的利益，那么等待著他的將會是極為嚴重的后果。戰爭年代，有少數人就忘記過初心以身試法，最終他們都成了警示后人的案例。

像鄧公在領導部隊時，曾三次不顧大家求情，堅決要處置違法亂紀之人，哪怕心中再不忍，也要用血來重申組織紀律。這樣的作風，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

第一次是在1938年1月，當時八路軍129師駐于山西遼縣（現在的左權縣），隊伍里有一位基層干部欺負當地的女子，別人家里把狀搞到了師部。

鄧公聽聞消息后非常憤怒，當即把苦主和干部叫到一起，詢問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名干部也是一時沖動，對于錯誤不敢隱瞞，立即承認罪行。師部研究過后，決定執行槍決。

此事傳開后所有人都很驚訝，那名干部是走過長征的老紅軍，一直以來待人處事都非常不錯，大家以為處罰可能會是撤職或其他的，沒想到如此嚴重。

那名女子的家人聽說后也趕來求情，說既然錯誤已經鑄成，槍斃也改變不了原先的苦果，不如讓那人上前線打鬼子，戴罪立功。

然而鄧公卻嚴詞拒絕，并且還專門召開宣判大會，當著數萬人的面說出自己的理由：

“同志們，無論誰來求情、怎么求情，我們都是不能寬容這個戰士的。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軍閥隊伍最大的區別，就是紀律嚴明，決不允許侵犯群眾的利益。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群眾擁護，才能在敵后生存。從古至今老百姓都害怕當兵的，山西過去一直在向群眾灌輸共產黨有多可怕，我們要用行動來證明清白，而不是抹黑。

129師自出征抗日以來，紀律是好的，已經初步得到了群眾的信任，但絕不能因此懈怠，那會造成很壞的影響。

所以，盡管有群眾來求情，我們也絕不心軟，一定要嚴肅處理這件事！”說完，部隊就執行了紀律，此事讓八路軍的名聲徹底打開，此后發展得更好更快。

第二次是在1947年10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抵達黃岡總路嘴鎮，由于國民黨和反動地主的妖魔化宣傳及驅趕，鎮上的百姓都跑光了。

這對我軍來說是非常危險的，本就屬于孤軍深入，如果無法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持，那絕對難以生存。如何獲取百姓的信任，是鄧公急需解決的難題。

13日這天，鄧公跟政治部保衛科長張之軒一起到街上視察情況，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突然鄧公就變了臉色。

只見一名軍人一手扛著一捆粉條，一只胳膊肘夾著布匹，手里還拿著白紙和毛筆，匆匆從一個店鋪走出，掩上門飛快地走了。

早前部隊里才宣布了極為嚴厲的約法三章：“槍擊老百姓者，死刑！搶奪百姓財物者，死刑！奸污婦女者，死刑！”眼下卻有人違反，鄧公立即讓張之軒過去看看是誰。

張之軒跑到那人身邊后愣住了，對方名叫趙桂良，是直屬警衛團四連的副連長，跟野戰軍司令部的劉鄧等首長都很熟，該如何處理？

張之軒自己拿不到主意，就先把趙桂良關禁閉，然后將情況上報。鄧公、劉帥、張際春、李達等領導商議過后，認為越是身邊的人，越要嚴肅處理，這樣才能服眾。

趙桂良在隊伍里其實一直非常出色，否則也無法給首長當警衛，那他為何要這么做呢？張之軒想搞清楚這個問題，特意去了趟禁閉室。

結果他剛到門口，一名小戰士就沖了過來，哭著要替副連長去死。通過小戰士的描述，張之軒才明白事情的緣由。

原來趙桂良拿的那些東西，沒有一件是為自己的。那塊布，是趙桂良見小戰士被凍得生了病，心疼之下就想買來做件衣裳；紙和筆是準備給連隊出板報用；

那粉條，是趙桂良發現劉伯承最近消瘦，他聽說劉司令員愛吃粉條，正好店里也有，就拿了一捆。本來他是帶著錢去的，可店里沒人，他就想拿走應急，到時再來付款。

張之軒把這些事情匯報上去，鄧公聽后沉默了良久，半晌過后還是堅定道：要處決一個好同志，我也非常心痛，但是法紀如山，誰也不能以身試法！

這天下午，公判大會在鎮上舉行，參謀長李達宣讀處決命令后，店鋪老板連忙阻止，他懊悔自己不該跑到山里，東西也不值幾個錢，希望能給趙桂良一個機會。

然而這個情也沒能求得下來，鄧公仍說：事雖不大，但軍紀如山，動搖不得！紀律不是豆腐渣，不能一碰就碎！不能讓人們說我們是虛張聲勢，他已經觸犯了紀律，一定要執行。

這件事后，越來越多的百姓回來生活，他們回到家，發現物品基本都原封不動，先前國民黨那些虛假宣傳，不攻自破，劉鄧大軍的群眾基礎就逐漸打牢了。

而部隊上下也從心里意識到紀律的重要性，此后一直遵守謹記，接連打了好幾個勝仗。

第三次是在1949年1月，前面兩件事都處于比較困難的時期，而這次卻不同，是在淮海戰役后，不過這也更能體現我軍始終牢記遵守紀律這一點。

淮海戰役取得勝利后，許多戰士將壓抑在心里的情緒發出，造成的影響不太好。鄧公在發給中央的《關于殲滅黃維兵團作戰初步總結報告》里就提及：

“殲滅敵人后，十五日夜及十六日整日，戰場極為混亂，搶繳武器、汽車、大炮，亂放槍炮的現象，極為嚴重，為以往歷次作戰所未有。

我們高級指揮機關，未作預防處置，實為主要原因。但也暴露各部存在著極嚴重的無政府、無紀律狀態，應引起最大警惕，予以克服。”

隨后中野政治部編寫《人民軍隊要做遵守紀律執行政策的模范》，迅速下發到各作戰單位手里。沒想到的是，如此三令五申，仍是出了問題。

一位名叫王道士的老紅軍，時任中野6縱16旅46團下的偵察排長，他資歷老，但是脾氣大、愛打人，所以這么多年下來職務撤了升，升了扯，到最后都只是排長。

淮海戰役后審問俘虜時，他手下有一名戰士，偷偷順走了國民黨軍官的一塊手表被發現了。

新來的連指導員吳永安是個年輕人，眼里容不得沙子，因此將這名戰士狠狠批評一頓后并處罰關禁閉。

有錯就罰，這本來是一件極為正常的事，但王道士此人極為護短，他找到吳永安求情，說批評后就可以了，不要關禁閉。吳永安堅持己見，被王道士記恨在心。

當時大軍在休整，王道士就每天蹲在禁閉室外，有一天連隊比較忙，通訊員中午忘記把飯送過來，被關的戰士就餓了一頓。

王道士頓時感覺找到了機會，立即跑去質問吳永安：解放軍里有沒有餓罪？這個說法吳永安聞所未聞，不知王道士什么意思，只能回答沒有。

結果王道士立即爆粗口：X的，既然沒餓罪，那你為什么讓我的戰士餓上大半天？罵完他還上前抓住吳永安的領口然后直接扇了兩巴掌。

做完這一切后王道士絲毫沒有感覺半分不妥，回到排里后大肆宣揚，副排長聽后連連稱贊打得好，還說自己也要去打。于是他們二人再次返回連部對吳永安進行毆打。

如此公然違紀，瞬間引起軒然大波，本來就有屢犯錯誤的歷史問題，眼下又撞在了槍口上，縱隊黨委上報到野戰軍司令部后，鄧公不理別人的求情，批復：同意死刑。

這三顆人頭，一顆是立足生存，一顆是壯大發展，一顆是勝利后的警示。

鄧公的做法，就是在不斷重申，人民軍隊為人民這一宗旨，任何人不得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