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兩漢：古代人是如何看病的

漢代醫療體系的頂層，是服務于皇室與中央政府的宮廷醫療網絡，其核心機構與醫官由最高統治者直接掌控。

中央層面設有 “太醫令” 這一最高醫官職位，且分為兩個系統：

一個隸屬于奉常（后更名太常），負責全國醫療事務的規劃與協調，包括整理醫籍、制定診療標準。

另一個隸屬于少府，專門掌管皇室醫療，服務對象涵蓋皇帝、后妃及宮廷貴族。

這種分工明確的設置，既保證了國家醫療政策的統一性，又凸顯了皇室健康的優先地位。

太醫令之下設有太醫丞作為副手，協助處理日常事務，再往下則細分出各類專職醫官。

中央醫療體系的另一重要職能，是通過行政渠道向地方傳遞醫療資源與標準。

居延漢簡中保存著一則元帝永光四年的詔書。

它記錄了太醫令與丞將 “中常府醫方” 通過少府下發至郡太守、諸侯相的全過程，明確要求 “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這種以詔令形式推廣醫方的做法，確保了中央的醫療經驗能快速傳至地方，尤其在應對疫病時發揮著關鍵作用。

此外，中央還會定期派遣太醫到地方巡診。

敦煌懸泉漢簡就有 “太醫萬秋” 在驛站接受接待的記錄，可見太醫巡診已形成制度化安排，將高端醫療資源向地方延伸。

在地方與邊疆，漢代構建了以 “醫藥所” 為核心的基層醫療網絡，形成了 “醫吏 - 府醫” 分級診療的鮮明特色。

敦煌馬圈灣漢簡中 “致醫藥所” 的記載，證實了候官治所均設有專門的醫療機構 “醫藥所”，配備 “醫吏” 或 “官醫” 負責日常診療。

這些基層醫官的職責清晰而具體：不僅要接診病患，還要定期開展巡診。

同時，他們必須詳實記錄醫療檔案，包括 “病卒名籍” 與個體病歷，如居延簡中對 “杜充頭痛、四肢不舉” 的病情描述，已具備現代病歷的雛形。

當遇到疑難重癥時，基層醫療體系會啟動轉診機制，由更高層級的 “府醫” 介入治療。

據專家根據簡牘測算，居延地區戍卒的發病率僅為 4.28%，治愈率卻高達 77.65%，這樣的成績在古代社會堪稱驚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邊塞戍卒享有免費醫療的優待，現有簡牘中均未發現診病服藥的費用記載。

且皇帝會專門下詔強調對戍卒的醫藥撫恤，將其視為 “仁恩” 的體現，這種政策安排極大地穩定了軍心，保障了邊防戰力。

內地郡縣的醫療體系雖不如邊塞完備，但也形成了基本的保障框架。

郡一級行政單位通常設有專職醫官，負責官吏與百姓的診療及疫病防治。

縣以下的鄉里則依賴 “里醫” 或民間醫生，他們多為師徒傳承，掌握當地常見病癥的治療方法。

漢初的《二年律令?賜律》規定，官吏需 “循行其部中，有疾病色者收食，寒者假衣，傳詣其縣”。

也就是要求基層官吏主動排查病患并提供救助，將醫療保障納入吏治考核范疇，形成了 “郡縣主導、鄉里協同” 的地方醫療格局。

民間醫療作為官方體系的重要補充，構成了漢代醫療的 “毛細血管”。

其主體是遍布城鄉的民間醫生、方士與藥商，他們的實踐讓醫療服務觸達最廣大的民眾。

民間醫療的發展離不開藥物的流通網絡。張騫通西域后，絲綢之路不僅輸送絲綢與香料，更成為藥物傳播的重要通道。

藥物流通的繁榮，為民間醫療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民間仍存在 “醫巫并存” 的現象，但巫術的影響力已逐漸減弱。

統治者雖未完全禁絕巫術，但更推崇 “辨證施治” 的醫學理念。

漢武帝就曾多次召見 “本草待詔” 征集醫方，漢成帝校勘醫籍時亦將醫藥與神仙巫術區分開來。

民間百姓在求醫時，也更傾向于選擇有實際療效的醫生，而對巫術無效的抱怨也屢見于文獻，這種社會需求推動著民間醫療向科學化方向發展。

漢代醫療體系的運轉，還依賴于一套從選拔、考核到監管的制度規范，確保醫療質量與秩序。

醫官的選拔注重 “德藝雙馨”，除了精湛的醫術，還需具備仁愛之心，《為吏之道》將 “體恤老弱癃病” 視為官吏的基本修養。

考核則與待遇直接掛鉤，借鑒《周禮》“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 的標準，根據治愈率確定醫官的俸祿與賞賜，這種激勵機制推動了醫術的精進。

在監管方面，王莽時期曾明確規定。

醫生需申報收入并繳納十分之一的稅，“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將醫生納入工商管理的法規。

從中央太醫令到邊塞醫吏，從宮廷診療到民間藥鋪，從醫籍整理到優恤救助，漢代構建了一套覆蓋層級廣、功能較完備的醫療體系。

它以官方為主導，民間為補充，通過行政渠道實現醫療資源的上下流通，借助優恤政策保障弱勢群體權益，形成了 “統一標準、分級診療、多元參與、保障民生” 的鮮明特征。

這套體系雖有時代局限，如巫醫尚未完全絕跡、醫療資源向權貴傾斜等，但它奠定了中國古代醫療體系的基本框架，至今仍能帶來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