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英國一商船偷載了47名中國幼女出發，其中最大的只有8歲

1854年，英國一商船偷載了47名中國幼女出發，其中最大的只有8歲，誰都想不到，這艘船上正進行著一場“豬花”交易。
1854年春天，寧波港的霧比往年更濃，海風夾著潮濕的腥味，拂過碼頭上低矮的棚屋，也吹不散那艘停泊在港口邊緣的黑色輪船的陰影。
它叫“英格伍德號”，掛著英國的紅藍白三色旗，船身漆黑，像一頭靜伏的野獸。
那天清晨，四十七個女童被悄悄帶上了船，她們的衣服臟得辨不清顏色，腳上套著破布，臉上寫滿了恐懼，最大的才八歲，最小的甚至還不會說完整的話。
她們不是乘客，也不是船員，她們是貨物，是即將被賣往遠方的“豬花”。
她們被帶進船底的暗艙，那是一間不到五平方米的空間，稻草堆成的床鋪緊挨著船壁，潮濕的空氣中混著霉味和腐爛的海藻味。
“豬花”這個詞，在19世紀中葉的海上，是一個真實存在的黑暗符號，它是“豬仔”制度的延伸。
那時，歐洲列強在全球殖民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急劇上升，中國南方貧苦的男性被販賣至南美、東南亞、加勒比等地，被稱為“豬仔”。
很快，殖民者發現光靠男人是不夠的，他們需要女人，以穩定這些被掠奪來的勞動力群體。
他們開始販賣中國女性，尤其是年幼女孩，因為她們“馴服”、“便于管理”，可以從小培養成“有用”的商品。
“豬花”交易就此浮現。
這些孩子的來源，幾乎都指向中國沿海的極端貧困地區，人販子們混入村莊，用幾個銅板或者幾塊糖果，就能騙走一個孩子。
他們也常在市集出沒，趁人不備搶走孩子，甚至偽裝成教會的慈善機構，以“送孩子讀書”為名，將無助的家庭拖入深淵。
在廣東、福建一帶，這樣的事屢見不鮮，被抓走的孩子，被轉手賣給像“協義堂”這樣的組織，再由他們安排上船出海。
僅1854年一年，就有超過三千名中國女性被秘密運往南美洲和東南亞，其中半數未成年。
葡萄牙人馬丁內茲在一次審訊中供認，他曾從廣州以40兩銀子的價格買下一名七歲女童，轉手在古巴賣出時價格高達1000美元。
在“英格伍德號”的暗艙里，女孩們過著非人的生活，她們每天只得到一碗發餿的稀粥和半碗水，排泄只能用一只破舊的木桶。
船搖晃得厲害時，她們的嘔吐物與排泄物混成一片，氣味熏人到無法呼吸，木板縫隙透進微弱的光，也透不過希望。
船上的英國商人們則在客艙里享用法國紅酒，用濕布擦拭著他們從倫敦帶來的蘭花盆栽。
那一株株蘭花被精心照料，每天噴水、通風、調光，甚至船長還在航海日志中記錄：“第五日，蘭花狀況良好，顏色鮮亮。”
他們對植物的關懷遠勝于對人命的漠視。
航行歷時三周，當“英格伍德號”在古巴哈瓦那靠岸時，暗艙里已經有三個女孩死于脫水和感染。
其余的，被迅速轉移至城市邊緣的妓院、洗衣坊和私人莊園，她們的未來，幾乎沒有例外地走向了一個方向——性奴役。
根據美國187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當年抵達西海岸的中國女性中，有83%登記為“無職業”，但實際上，她們大多被迫從事性服務。
舊金山的唐人街成為“豬花”的集中地，一個被稱為“花街”的區域，每天有超過兩百名中國女孩被迫接待客戶。
她們的平均生存時間不到三年，得病的，會被直接丟到海邊“等死”。
但不是所有人都沉默，有些女孩選擇了反抗。
廣東女子白貞烈在抵達新加坡后，被送入一家妓院，她絕食三日，在第四天寫下血書：“寧死不做夷鬼。”
隨后她吞針自盡，她的遺體被偷偷埋入后院，血書卻被另一名幸存女孩保存下來，最終傳回中國。
事實上，清政府對這類事件的態度長期處于“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狀態，駐美使臣張蔭桓在日記中寫道：“多名女子遭洋人擄掠，然地方官不敢介入，此事恐激英美。”
一句“不敢介入”，道盡了當時國家的軟弱與無力，沒有制度保障，沒有外交手段，甚至連“追責”的聲音都被壓制。
直到20世紀30年代，國際聯盟才對這一問題進行調查。
調查報告指出，19世紀下半葉，中國女性在全球范圍內遭到系統性販賣，并明確列出多個國家與地區的接收地，包括秘魯、古巴、馬來亞、菲律賓等。
但此時，大多數“豬花”早已在他鄉死去，甚至沒有留下姓名。
“豬花交易”不是一場孤立的罪惡，它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一個國家在列強鐵蹄下的無力掙扎。
在那個秩序崩塌、尊嚴無存的年代，國家如何對待人民，殖民者如何看待異族生命，全都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今天，雖然“豬花貿易”早已消失，但人口販賣依然以新形式存在，每年全球仍有數十萬人，特別是女性與兒童被卷入非法勞工與性交易鏈條中。
在東南亞某些山區，中國女孩被以“婚姻”之名販賣至邊境地區；在歐洲，來自非洲和亞洲的女童被控制在地下妓院中，過著與百年前“豬花”無異的生活。
歷史應該被銘記，被反思，為了警醒。
任何時代，當權力失控、秩序崩塌、人命被視作交易籌碼時，悲劇都可能、也必然重演。
信源：清末一艘外國輪船,載著47位中國幼女,揭開一段海外屈辱史——中華網熱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