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軍是機械化戰略預備隊，為何要去攻山頭？從桂軍團長棄城說起

“伍團長，日機又在轟邕江橋，你們還撐得住嗎？”——1939年11月24日17時，二塘鎮公所的電話短暫嘶鳴后立即中斷。話筒另一側的邵一之只聽到遠處的爆炸聲，城里再無回應。

邵一之率領第200師第600團剛到二塘，滿打滿算兩千多人，摩托化的行軍速度讓他領先大部隊整整一晝夜。此時的南寧已遍地火光，守城的桂軍第405團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判斷情況不妙，干脆就地布防，堵住通往桂林的要道。

四小時前，伍宗駿已帶著1500名官兵棄城北撤。原因表面簡單：空中俯沖轟炸，江南岸炮聲連綿，通信中斷，兵力懸殊。可更多人想不通，一個師主力在后、城市工事未毀，怎么說撤就撤？從桂林行營到陪都重慶，電話線被罵聲塞滿。

南寧的戰略價值并不體現在城池本身，而在它背后的公路。桂越這條不足四百公里的陸上通道，連接越南海防港與廣西龍州，隨后同湘桂鐵路、黔桂公路銜接，像一根輸血管貼著西南腹地的皮膚。毒瘤是日軍第5師團；手術刀，非第五軍莫屬。

第五軍在中央軍中是另類。三百余輛卡車、四十多輛T-26輕坦克、德國裝甲偵察車、152毫米重炮，一支標準攻擊軍。當年籌建時，蔣介石直言“此軍不用則已，一用必奪大城”。可誰也沒想到頭一仗不是奪城，而是去搶一座壩子般大的山口——昆侖關。

事情的根子仍得從棄城說。南寧若守住，桂軍能夠依托城區同日軍周旋，第五軍到達后展開平原機動力量，坦克與重炮成體系配合，誰也不會愿意碰那堵花崗巖似的高地。可伍宗駿退了，一退便為中村旅團空出了跑道，鬼子騎兵晝夜兼程直插北郊，把通往桂林、柳州的交通樞紐都踩在腳下。

幾句“就地槍決”的狠話并不能追回時間。白崇禧趕回桂林，拍電報要杜聿明南下。陳誠奉命督戰，空軍首次在廣西集中出動百機。戰爭開銷高得嚇人，但如果讓南寧成日軍跳板，背后便是貴州，接著就是重慶。局勢逼得不能不“把箱底掀開”。

邵一之沒等到全軍，卻等來了中村旅團增援部隊。三面圍攻，炮火加航空掃射，德式鋼盔暴露了身份，日軍情報很快回報：外圍出現中央軍機械化部隊。第五軍還未整建完畢，就被誤當成全部主力；但在二塘，現實只有一個加固不完全的環形陣地。

僵持一晝夜后，邵一之決定賭命。他帶一個加強連穿密林側擊日軍指揮所，希望拖上幾個小時讓第200師主力趕來。不巧行動被發現，步槍與擲彈筒的火網交織成鐵幕，邵一之胸口中彈，遺體在夜色中被抬回。臨終前一句“陣地要在”沒留下錄音，卻讓全團明白接下來只能死撐。

二塘終究失守，但時間被硬生生咬下三十六小時。第五軍一到，發現日軍已搶登昆侖關。坦克無法爬陡坡，重炮難以進陣地，機械化部隊第一次嘗到“武器優勢被地形歸零”的滋味。杜聿明在地圖前沉默良久，道一句“既來之，則攻之”，接著命令兩個師轉入夜行山地，拆裝火炮、人背馬馱，沒有手套的士兵掐著炮閂被凍得流血。

有人替第五軍喊冤：戰略預備隊何必去打山？可當時的選擇只有兩條——或者讓日軍繼續北推，從昆侖關滾到桂林、柳州；或者把預備隊丟進山地作肉盾。杜聿明選了后者，因為他清楚：若關口失守，南寧就不再是日軍的終點，而是起跑線。

戰斗持續至12月10日，雙方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山地反復拉鋸十三次。第五軍從重炮轟擊到白刃肉搏，戰車團被迫拆機槍做支援火點，工兵連把坦克鋼板割成簡易掩體。最終戴安瀾帶頭沖鋒，昆侖關被撕開缺口，中村正雄胸口五彈，旅團亂成一團；日軍第一次在華南戰場丟下一枚旅團指揮刀。

南寧并未立即收復，但桂越公路的咽喉保住了。西線物資趁夜進入龍州倉庫，后來幾十萬噸補給支撐了1940—1941年的各大戰役。補給完成后，英法在遠東的態度開始搖擺，緬甸、越南兩條線相繼告急；可至少在最孤立的那個冬天，西南后方沒有被捅穿。

五年后，昆侖關下仍能找到第600團臨時掘的彈坑；雨季來臨，炮彈碎片翻出泥土，銹跡裸露。有意思的是，巖縫里偶爾會蹦出幾棵黃花倒水蓮，據說是當年運輸隊壓壞的種子掉在壕溝里——植物不懂什么戰略，卻見證過誰為了哪條路，爬上一座山又倒下。不得不說，這樣的代價，換來一段喘息，值不值，見仁見智；但在那一年冬天，中國實在拿不出第二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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