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少將被中統特務逮捕，蔣介石無奈出面營救：他是我的女婿

有些人的身份，復雜到你理不清頭緒。

就像1946年南京的這個冬天，中統的特務們就碰上了一個硬茬。

他們抓了個人，叫陸久之，按理說是個“漢奸”，最近又跟共產黨走得近，這種人進了中統的門，不死也得脫層皮。

可怪就怪在這兒，人抓進來了，關在陳果夫以前的別墅里，好茶好飯伺候著，就是不審。

特務頭子們心里有譜，這是攻心戰，想讓陸久之自己先扛不住，把肚子里的貨全倒出來。

他們算盤打得響，卻算漏了一件事。

陸久之的老婆，叫蔣瑤光。

這名字一聽，就有點說頭，她是蔣介石早年夫人陳潔如的養女。

蔣瑤光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托人，連她丈夫以前的靠山湯恩伯都躲著不見。

眼看路都堵死了，她那位極少拋頭露面的養母陳潔如，發話了。

“走，我們直接去找他。”

這個“他”，指的就是蔣介石。

黃埔路上的官邸，門禁森嚴。

陳潔如進去后，沒哭也沒鬧，就那么安安靜靜地從隨身的手袋里摸出一塊金表，擱在了蔣介石的辦公桌上。

這塊表不一般，背面刻著兩個名字，是二十多年前，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剛起家那會兒，送給她的。

那是他們倆的定情信物。

“介石，”陳潔如開口了，聲音很平，聽不出太多情緒，“我今天來，不為別的。

我的女婿陸久之，要是真犯了法，有真憑實據，你該怎么辦就怎么辦，我沒二話。

可現在這樣不明不白地關著，算怎么回事？”

蔣介石的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盯著那塊金表，手指頭在桌上輕輕劃拉著，好像在觸摸那冰涼的刻痕。

當年的山盟海誓，后來送她去美國時的訣別，這么多年心里的那點虧欠，一下子全涌了上來。

他半天沒說話，最后抬起頭，沖著旁邊的秘書擺了擺手：“通知中統，放人。

這個案子到此為止，不要再查了。”

一道手諭，讓中統那邊所有的計劃都成了廢紙。

他們恐怕到死都想不明白，一個板上釘釘的“共黨嫌疑”，怎么就能讓“委座”親自下令放人。

而這個被蔣介石“高抬貴手”的陸久之，他的故事，遠比這出“金表救夫”要復雜得多。

陸久之，1902年生在湖南長沙。

他爹陸翰，是前清的知府，后來跟著孫傳芳混，當上了軍法處長，家里不差錢。

按說這種家庭出來的，不是提籠架鳥就是吃喝嫖賭，可陸久之偏偏是個另類。

別的小孩滿地跑著玩的時候，他就喜歡跟在他爹屁股后頭，在衙門里轉悠。

他看到的不是官老爺的威風，而是衙役怎么對老百姓呼來喝去，怎么把人往死里逼。

他會扯著他爹的袍子問，為啥要欺負那些穿得破破爛爛的人。

這種骨子里的不平，是他一輩子的底色。

到了十幾歲，家里的兄弟們都在琢磨去哪聽戲、去哪找樂子，他卻把自己關在屋里，偷偷看《新青年》。

陳獨秀那些人的文章，他翻來覆去地看，嘴里念叨著：“中國得這么走才對。”

他爹陸翰看在眼里，氣不打一處來，指著他鼻子罵：“我看你是中了邪！

我陸家的臉都讓你丟盡了！”

18歲那年，父子倆大吵一架，陸久之揣著身上僅有的幾塊大洋，頭也不回地跑去了上海。

他沒去找他爹那些當官的朋友，反倒一頭扎進了楊樹浦的紗廠，當了個學徒。

那地方可不是人待的，空氣里全是棉絮和汗臭，機器震得地都發抖。

他親眼看著工友干著一天十幾個小時的活，工錢還被工頭克扣，累倒在機器旁，換來的不是關心，而是幾句咒罵。

書上寫的那些“階級”、“壓迫”，一下子都變成了活生生的、烙在他心里的疼。

他正為工友們抱不平的時候，認識了廠里的工程師蔡叔厚。

蔡叔厚戴個眼鏡，文質彬彬的，說話慢條斯理。

陸久之跟他訴苦，說工友們的工錢又被吞了。

蔡叔厚聽完沒多說，過了幾天，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居然幫大伙兒把錢要了回來。

這一下，陸久之對蔡叔厚佩服得五體投地。

倆人走得近了，陸久之才慢慢發現，蔡叔厚開的那個小電器公司，根本不是做生意的，那是共產黨的地下聯絡點。

蔡叔厚也看出來了，這個富家少爺心里有團火，是個能成事的人。

他開始有意無意地給陸久之講革命的道理，陸久之聽得入了迷，感覺自己前半輩子都白活了，這才是他要找的路。

他主動提出來，要加入他們，干啥都行。

于是，從散發傳單、運送些文件開始，他成了組織里的一員。

1927年，上海灘風云突變，蔣介石翻了臉，滿大街都是抓共產黨的人，血流成河。

陸久之因為家庭背景太扎眼，加上他一直干的都是外圍的活，身份沒暴露。

組織上經過再三考慮，給了他一個九死一生的任務：利用他的家世，打進國民黨內部去。

從那天起，陸久之就活成了兩個人。

白天，他是國民黨調查部門里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色，跟那些官僚特務稱兄道弟，喝酒打牌；到了晚上，他關上門，就變成了另一個人，在昏暗的燈光下，把白天聽來的只言片語，整理成有用的情報，再想辦法送出去。

每天都像在演戲，走錯一步就是萬丈深淵。

1929年，他參與護送日本共產黨領導人佐野學，結果任務失敗，佐野學被捕。

陸久之雖然跑得快，沒被抓住，但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

組織上當機立斷，讓他去日本，一來是避風頭，二來是讓他繼續學習，換個地方發揮作用。

到了日本，陸久之就像魚回到了水里。

他先是進了鐵道學院，后來又考上早稻田大學，還弄了個上海《申報》駐日記者的身份。

這個身份太好用了，讓他能名正言順地跟日本軍政圈子里的人打交道。

在那些酒會上，他端著酒杯，滿臉堆笑，憑著過人的眼力見和一張巧嘴，總能從那些喝高了的日本軍官嘴里，套出些零零碎碎的消息。

有一次，一個參謀本部的小官僚酒后吹牛，說漏了日本陸軍正在秘密向中國東北運送一批軍火。

陸久之心里一驚，面上不動聲色，回頭立刻就把這個要命的情報發了回去。

抗戰一爆發，他奉命回到上海。

那時候的上海已經是“孤島”，日本人和漢奸橫著走。

組織給他的新任務更懸：想辦法混進汪精衛的偽政府里，繼續搞日軍的情報。

為了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親日派”，他在霞飛路上開了家歌舞廳，每天西裝革履，油頭粉面，跟日本軍官和汪偽的大小漢奸們混在一起。

在靡靡之音和觥籌交錯的掩護下，他進行著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那些寫在戲票背面，用米醋顯影的情報，不知道讓蘇州河對岸的新四軍，躲過了多少次日軍的圍剿。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

像陸久之這種公開的“漢奸”，按理說第一時間就該被抓起來清算。

可偏偏這時候，跳出來一個大人物保他，這人就是湯恩伯。

原來，湯恩伯早年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讀書，學費就是陸久之的父親陸翰資助的。

沖著這份老交情，湯恩伯一到上海，立馬就給了陸久之一個“第三方面軍少將參議”的頭銜。

這個身份，成了陸久之最好的保護色。

頂著這個名頭，他在湯恩伯的眼皮子底下，干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娶了蔣瑤光。

那時候陸久之已經44歲了，因為身份特殊，一直單著。

有人給他介紹了陳潔如的養女蔣瑤光。

蔣瑤光的身世也苦，她的前夫是個日本間諜，抗戰勝利后卷了錢跑了，扔下她和兩個孩子。

陸久之在靜安寺旁的咖啡館里第一次見她，她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旗袍，人很安靜，但氣質很好。

陸久之被打動了，他跟蔣瑤光說得很實在：“我看中的是你這個人，不是你姓蔣。”

就這么一句話，讓漂泊半生的蔣瑤光找到了依靠。

婚后沒多久，細心的蔣瑤光就發現丈夫總有些神秘的活動。

等陸久之向她坦白了一切，她沒有害怕，反而平靜地說：“以后，我給你打掩護。”

第二件，是辦了份《改造日報》。

當時上海有上百萬等著被遣送回國的日本戰俘和僑民，怎么管這些人，讓國民黨當局一個頭兩個大。

陸久之就給湯恩伯出主意，說可以辦份報紙，用中文和日文發行，對這些日本人進行和平思想教育。

湯恩伯一聽，覺得這是個撈取政治資本的好機會，顯得自己很有“教化”之功，當即拍板同意，還自己掛了個董事長的名。

陸久之心里清楚，這哪是給日本人看的，這根本就是我黨在上海的一個公開宣傳陣地。

他找來了一批進步文人當編輯，還請動了郭沫若、茅盾、田漢這些左翼文化名人給報紙寫稿子。

《改造日報》一出來，文章篇篇犀利，直指國民黨的腐敗和內戰陰謀，在上海灘引起了巨大轟動，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爭相傳閱。

這把插在國民黨心臟上的刀子，終究還是惹來了麻煩。

被關在上海的日本戰犯頭子岡村寧次，給何應欽寫信告狀，說《改造日報》在“赤化”日俘。

何應欽把湯恩伯叫去罵了個狗血淋頭。

湯恩伯壓力山大，雖然想保陸久之，但也沒那個膽子了，只好下令把報紙給停了。

報紙是停了，但中統的黑手，已經悄悄伸向了陸久之。

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從南京那棟別墅里出來，陸久之沒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組織的秘密聯絡點，把中統的審訊方式、關押地點這些細節，一五一十地做了匯報，為其他同志提供了寶貴的預警。

2008年，這位一輩子戴著好幾副面具生活的老人在上海去世，活了106歲。

陸久之口述，陸人、朱達成整理：《紅色“駙馬”陸久之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文史精華》編輯部：《文史精華》2008年第10期，文章《“紅色駙馬”陸久之的傳奇人生》。

師東兵：《短暫的春秋：蔣介石的敗亡》，紅旗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