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份解密的檔案，藏著一個不該被問起的問題：在一場武器裝備完全不對等的戰爭里，是什么東西，能讓一個士兵的精神比鋼鐵還硬，又是什么東西，能讓另一個士兵的意志比餅干還脆？
這事得從1950年那個冬天說起。
在朝鮮北部長津湖的山溝里，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的列兵湯普森正趴在雪地里，冷得牙齒打架。
他手里抱著最新款的M1半自動步槍，兜里揣著能提供高熱量的巧克力，背囊里還有牛肉罐頭。
按理說，他這身行頭，是當時全世界步兵的頂配。
可當一陣尖利刺耳的軍號聲從對面山頭飄過來時，他感覺自己身上的派克大衣就像一層紙，根本擋不住那股鉆進骨頭縫里的寒氣。
那聲音很怪，短促、嘹亮，跟他在新兵營聽過的任何一種號聲都不一樣。
它不像是要沖鋒，更像是某種宣告，宣告著死亡游戲的開始。
緊接著，黑漆漆的山坡上，冒出來數不清的人影，晃晃悠悠地往他們的機槍陣地上沖。
那些人穿得破破爛爛，手里的家伙也是五花八門，但他們沖鋒的樣子，完全顛覆了湯普森在巴里斯島訓練基地學到的一切。
湯普森的教官說過，戰爭是數學，是計算火力和傷亡比的游戲，保存生命是第一準則。
但眼前這些人，似乎根本沒把自己的命當回事。
這場后來在美國被有意無意地稱作“被遺忘的戰爭”的沖突，在每一個從那兒活著回來的人心里，都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疤。
直到幾十年后，一份編號為AF-MED-8C的美國軍方醫療檔案被解密，人們才從一堆冰冷的數字里，窺見了那場戰爭的另一個維度——一場看不見硝煙的心理崩潰。
檔案里有兩組數字，擺在一起看，讓人后背發涼。
第一組是美軍的。
在戰事最緊張的階段，比如第二次戰役期間，美軍的“非戰斗減員率”一度沖到了9.6%。
這個詞聽著挺專業，說白了，就是十個在前線的美國兵里，差不多就有一個人因為生病或者別的什么非戰斗原因，被送到了后方醫院。
奇怪的是，這個比例像心電圖一樣上下亂跳。
美軍剛到朝鮮，勢如破竹的時候，這個數字很低，大概3%。
后來停戰談判開始，大家覺得快回家了，數字也降下來了。
可一旦志愿軍發起大規模反擊，比如在長津湖和砥平里把美軍打疼了，這個數字就跟坐了火箭一樣往上躥。
那些蓋著醫療官印章的病假單，成了一些美國兵在絕望中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一組數字，是美軍情報部門對他們對手的分析。
他們通過各種渠道估算，在同樣惡劣，甚至更差的環境下，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病勤率”低到了一個讓他們無法理解的水平：0.9%。
零下三十多度，一口炒面一口雪，這是志愿軍的行軍常態。
他們的后勤補給線被美軍的飛機炸得七零八落，很多人穿著國內帶來的單薄棉衣和膠底鞋，在及膝的雪地里跋涉。
非戰斗減員里，凍傷的比例遠遠高于生病的。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一百個志愿軍戰士里，因病退出戰斗的還不到一個。
這兩組數字的背后，不是醫學問題，而是個意志力的問題。
到底是什么，能讓武裝到牙?的美國大兵精神垮掉？
又是什么，支撐著缺吃少穿的志愿軍戰士往前沖？
對于湯普森和他的幾十萬美國同袍來說，朝鮮戰場就是一個打碎他們所有常識的地方。
他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習慣了用鋪天蓋地的炮彈和炸彈把敵人從陣地上抹掉，然后再上去打掃戰場。
他們的作戰條令清清楚楚地寫著：當傷亡超過某個百分比，就必須后撤，呼叫空中支援。
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資產。
可他們在兩水洞，在云山，在長津湖，遇到了一群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的對手。
志愿軍的沖鋒在他們看來，簡直是“自殺式”的。
前面一排人被機槍掃倒，后面的人會毫不猶豫地踩著同伴的身體繼續沖，而且速度更快，仿佛前面倒下的人不是他們的戰友，而是為他們鋪路的臺階。
那種不計代價、一往無前的決死氣概，對那些習慣了“理性”計算的美國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一位叫羅伯特·阿克曼的陸戰一師老兵后來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他們（志愿軍）的人好像永遠也殺不完，我們的機槍子彈打得滾燙，但他們還是從四面八方冒出來。
那種感覺，你不是在和另一支軍隊打仗，你像是在對抗一場暴風雪，或者一場地震。
你的武器再好，你也沒法讓地震停下來。”
這種“認知上的錯亂”很快就像病毒一樣在美軍內部傳播開來。
當他們最信賴的火力優勢不再能提供安全感，當他們賴以生存的軍事條令變得像廢紙一樣無用時，心理防線就開始出現裂縫。
“戰斗疲勞癥”（Combat Fatigue），這個在二戰時就出現的詞，在朝鮮戰場上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爆發了。
這個詞后來演變成了我們今天熟知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
很多士兵開始出現各種癥狀：聽到不存在的號聲、夜里被噩夢驚醒、無緣無故地發抖、極度的焦慮和恐慌。
他們會告訴隨軍牧師或者軍醫，說自己的“神經受到了巨大沖擊”，已經不適合繼續戰斗。
起初，軍醫們還會嚴格篩查，但后來這種情況實在太多了，為了維持部隊最起碼的戰斗力，他們不得不把標準放寬。
診斷書上寫著“精神耗竭”，這在當時成了一種可以被部隊接受的“體面”的撤退方式。
這并不是說所有人都在裝病，而是在那種極限的精神壓力下，他們真的病了。
一個建立在物質優越感之上的戰斗意志，在一種純粹的精神力量面前，發生了真實的崩塌。
與美軍這種相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相比，志愿軍的打法，可以說是一種沒有回程票的打法。
美軍當時實行的是“輪換制”和“積分制”。
一個士兵只要在朝鮮服役滿一定期限，或者通過參戰、負傷積攢到足夠的“點數”，就可以申請輪換回國或者去日本休整。
所以對絕大多數美國兵來說，去朝鮮打仗就像是出了一趟兇險的差，熬過這段時間，就能回家見到老婆孩子。
而志愿軍，沒有輪換。
一道命令下來，部隊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從那一刻起，回家的路就只有兩條：要么打到戰爭結束，要么就永遠地留在那片土地上。
一個軍剛打完一場血戰，傷亡慘重，往往連喘口氣的機會都沒有，新的命令就來了，立刻開拔去支援另一個方向。
戰士們就像上了發條的機器，在槍林彈雨里不停地轉。
在這種高強度的消耗下，他們的信念卻異常簡單。
子彈打進了胳膊，只要沒傷到骨頭，就自己拿刺刀尖挖出來，撒上點消炎粉，用綁腿布一纏，繼續打。
發著高燒，走不動路了，就讓旁邊的戰友架著，絕不掉隊。
在他們的觀念里，保家衛國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生病或者害怕而后退，那是祖宗八輩都抬不起頭來的奇恥大辱。
每一個在身邊倒下的戰友，都不會讓他們感到恐懼，反而會激起他們胸中更猛烈的怒火。
一位姓李的志愿軍老兵晚年時，孫子問他當時怕不怕。
老人瞇著眼想了半天，說：“那時候腦子里哪有地方想怕不怕？
美國人的飛機天天在頭上嗡嗡地扔炸彈，把朝鮮人的村子炸得稀巴爛，就跟我們當年被日本人欺負一樣。
身邊的戰友，早上還跟你分一個土豆吃，下午人就沒了。
心里就一根筋：多干掉一個美國兵，就是給犧牲的戰友報了仇，早點把他們趕回三八線以南，咱們的國家、咱們的家就安穩了！”
這種樸素到近乎固執的信念，來自于一個剛剛從上百年的屈辱中站起來的民族，對和平與尊嚴最原始的渴望。
他們不是不怕死，但他們更怕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新家園再次被人肆意踐踏。
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筑起了一道美國人無法理解，也無法用炮彈摧毀的堤壩。
停戰協議最終在板門店簽了字。
那一天，簽字現場鴉雀無聲。
回到美國后，很多老兵都告誡自己的孩子：“輕易不要去招惹中國人。”
他們害怕的，不僅僅是志愿軍神出鬼沒的穿插戰術和不要命的沖鋒，更是那種他們無法理解的集體意志。
在朝鮮戰爭結束后的很多年里，戴維斯和湯普森們的生活都回到了正軌。
但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在某個寧靜的午夜突然驚醒，側耳傾聽，仿佛在那寂靜的空氣中，又聽到了那陣來自遙遠東方山谷的，凄厲的軍號聲。
T.R. Fehrenbach, This Kind of War: A Study in Unpreparedness (1963).
U.S. Army Office of Medical History, Battle Casualties and Medical Statistics: U.S. Army Experience in the Korean War (1973).
王樹增，《朝鮮戰爭》（2009）。
Robert Leckie, The Korean War: An Oral Histor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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