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才看懂默克爾的遠見：當年堅決不用默茨，原來是德國躲過一劫

前言

當年安格拉·默克爾為何寧可承受黨內動蕩，也堅決不將權力交到弗里德里希·默茨手中？這一謎題的答案，如今在2025年的現實洪流中終于清晰浮現。

僅僅上任八個月，默茨便迅速扭轉德國的外交航向——從原本強調戰略自主的歐洲核心力量，轉變為美國全球地緣博弈中的前線支點。其政策軌跡所到之處，無一不是對德國多年積累的戰略緩沖與經濟優勢的主動舍棄。

默克爾的遠見

回望過去，我們才真正意識到，默克爾當年對默茨的政治阻擊，并非出于個人成見或派系傾軋，而是一場關乎國家命運的根本性抉擇。這實質上是兩種治國理念之間的較量：一種是審慎持重的長期主義，另一種則是激進轉向的短期動員模式。

前者以默克爾為代表——這位成長于東德體制下的政治家，深諳變革之痛與穩定之貴。她像一位精打細算的國家資產管理者，致力于擴大德國無形資產的價值：外交獨立性、國際信任度、市場穩定性；同時極力壓縮財政赤字、軍事卷入和外交對抗等有形負債。

后者則是默茨所代表的西德保守精英路線，更像是一位熱衷高風險操作的國家“投資人”。他愿意犧牲那些難以量化卻至關重要的戰略資本，換取即時的政治認同與安全承諾，代價卻是為未來埋下沉重負擔。

默克爾十六年的執政歷程，本質上是在為德國構建一份可持續的“國家戰略資產負債表”。她深知，在一個多極并存的世界格局中，德國真正的優勢不在于選邊站隊，而在于保持足夠的回旋余地與談判空間。

正是基于這種判斷，她頂住內外壓力推進“北溪2號”，確保能源供給多元化；十二次親赴北京深化經貿合作，使中德雙邊貿易額由2005年的611億歐元躍升至2020年的2121億歐元，構筑起穩固的經濟壓艙機制。

甚至早在2017年，她就明確指出歐美之間無條件互信的時代已經“部分終結”，這一表態不僅是對外部變化的清醒認知，更是德國獨立外交立場的重要宣示。

而在默茨執掌政權后，這些歷經多年積累的戰略資產，卻被視作可以快速變現的庫存資源，開啟了一場系統性的清算行動。

默茨打破一切

在對俄關系方面，他批準永久駐軍立陶宛，派遣德國第45裝甲旅常駐波羅的海前線——這是二戰以來德國軍隊首次在東歐實現常態化部署，直接觸碰莫斯科的核心安全紅線。

回應隨之而來：俄羅斯國防部公開宣布將柏林列入“合法打擊目標清單”，并舉行模擬導彈襲擊演習。原本尚存一絲對話可能的德俄關系，已被徹底凍結。

與此同時，他推動向烏克蘭交付“金牛座”遠程巡航導彈系統，此舉不僅突破了武器射程限制的底線，更意味著德國正式介入遠程精確打擊鏈條，徹底關閉了與克里姆林宮重啟談判的大門。

在對美政策上，他的姿態近乎單邊依附：不僅接受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 3.5%的極端目標，還提出由德國財政為駐德美軍人員支付薪資的驚人構想，被外界廣泛批評為喪失主權意識的表現。

當特朗普政府曾以50%鋼鋁關稅威脅歐洲時，默茨并未選擇聯合歐盟共同應對，而是私下尋求與華盛頓達成雙邊豁免協議，削弱了歐洲集體防御能力。

如果說外交上的冒進尚可辯稱為立場調整，那么財政紀律的崩塌則暴露了治理邏輯的根本轉變。

“黑零”政策曾是默克爾時代最鮮明的財政標簽——嚴格遵守《債務剎車法》，追求年度預算平衡。這不僅是經濟原則，更是德國在全球資本市場贏得信譽的關鍵支柱。

默克爾始終相信：唯有財政自律，才能在危機來臨時保有政策騰挪的空間。守住債務底線，就是守住未來的主動權。

但默茨對此嗤之以鼻。他的執政哲學充滿理想化沖動，甚至帶有某種救世主式的使命感。為了推行大規模擴軍與基建計劃，他主導修改基本法，廢除債務上限約束，擬議舉債規模高達1萬億歐元。

具體數字令人震驚：2025年軍費預算飆升至1620億歐元，占GDP比重達3.5%；另設立5000億歐元特別基金用于交通與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

巨額支出主要流向軍備采購與對烏援助，導致公共財政迅速惡化。據最新預測，到2029年德國財政赤字將達到1260億歐元，債務率持續攀升。

資金缺口如何填補？答案只能是結構性擠壓。當“軍事優先”成為壓倒一切的國家議程，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必然大幅縮水。

這種做法正在動搖戰后德國賴以成功的“社會市場經濟”根基。默克爾苦心經營多年的財政信用體系，正被一場萬億級的債務實驗迅速瓦解。

砸掉德國飯碗

相較于戰略與財政層面的透支，默茨在能源與產業政策上的決策，已直接沖擊德國實體經濟的命脈。

德國工業競爭力的核心支柱之一，便是穩定且成本可控的能源供應。這一點，默克爾始終牢牢把握。即便宣布棄核，她仍保留部分核電站延壽運行，為制造業轉型爭取寶貴時間窗口。

而默茨卻采取極具象征意義卻又代價高昂的方式終結核電時代。

2025年10月25日，他下令爆破貢德雷明根核電站冷卻塔。那一聲轟鳴，不只是技術時代的落幕，更標志著德國能源自主能力的重大倒退。

失去核電支撐的同時，又因政治原因切斷來自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供應，德國不得不全面轉向進口美國液化天然氣（LNG）。其價格較此前俄氣高出30%至50%，極大加重企業運營成本。

能源價格的暴漲，如同利刃刺入德國工業心臟。化工、鋼鐵、機械制造等行業利潤率急劇下滑，多家龍頭企業被迫縮減產能或啟動海外轉移計劃。

與此同時，對華關系的急劇降溫也在經濟層面顯現連鎖反應。

德國外長在日本公開就臺海與南海議題指責中國，引發中方強烈不滿。作為回應，中國將原定的兩國外長級會談降級處理，雙邊溝通機制陷入停滯。

經貿領域立即出現寒意：大眾汽車在中國市場的銷量連續三個季度下滑；巴斯夫暫停其廣東湛江一體化項目二期投資；西門子收到更多來自中國客戶的履約審查要求。

在“去風險”名義下，德國政府加強對中企投資審查，并勸導本國企業減少對中國供應鏈依賴。結果卻是德企在全球最具活力市場的存在感逐步減弱，德國制造的品牌影響力悄然流失。

兩種賬本，兩種未來

默克爾的治理哲學，體現為一張極為精細的國家賬本。每一項決策都經過長遠推演，衡量的不只是當下盈虧，更是德國在未來幾十年能否維持全球影響力的關鍵籌碼。

她寧愿忍受短期批評，也要捍衛外交自主、財政穩健與經濟開放這三大支柱。在她看來，真正的國家責任，是對后代負責，而非迎合當下情緒。

而默茨的賬本則截然不同：大筆支出、快速變現、高杠桿運作。他試圖通過增加財政負債與消耗戰略資產，換取短期內的安全歸屬感與意識形態同盟的認可。

這類操作或許能贏得部分輿論掌聲，也能滿足盟友期待，但從長期看，它正在系統性削弱德國的綜合國力基礎，掏空其作為歐洲穩定器的功能。

結語

現在我們終于明白，默克爾與默茨之間跨越二十多年的政治角力，遠不止是黨內權力之爭。從2000年初的領導權較量，到默茨一度退出政壇，再到2018年強勢回歸、歷經三次競選終成基民盟主席，這條曲折路徑背后，隱藏著一個深層命題：德國究竟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

默克爾用盡政治智慧阻止默茨接班，或許正是因為她在對方身上看到了一種危險傾向——那種急于用國家未來做賭注，去換取短暫榮耀與外部認可的沖動。而今天德國面臨的困局，恰恰印證了她的預見。

信息來源：

1.《參考人物｜默克爾：歷史上的一個意外》新華社客戶端2021-09-18 10:06

2.《"鐵娘子"默克爾的一場曠世賭局》新華網 2015-09-16 20:23:00

3.《德國外交新脈絡》2025-05-15 07:00:00 來源： 《環球》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