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去青樓，對老鴉說：找一年紀大，長得丑，沒人要的姑娘來!

1919年，23歲的郁達夫去青樓，對老鴉說：“給我找一個年紀大，長得丑，沒人要的姑娘來!“不曾想，這句話最終成就了他。
聽到他的話，老鴇愣了一下，那一瞬間有些狐疑：“你是來發瘋的，還是來花錢的？”
他沒回答，只是盯著屋里昏黃的燈光看。
那一年，郁達夫的生活其實并不比他口中“沒人要”的姑娘好多少，五四運動剛過去，社會翻江倒海，新文化沖擊著舊秩序，青年知識分子像是被扔進了水缸的火星。
他是浙江人，念過東京帝國大學，寫的東西總被人說“頹廢”，他自己也說：“我寫不出希望，只能寫沉淪。”
他孤獨，不是那種缺朋友的孤獨，而是一種“話說不出口”的孤獨，他看得見人，但看不見心。
他想把這種東西寫出來，可紙上總是空的，他心里有火，但總覺得燒不到紙上。
他去青樓，不是為了尋歡，他需要一個不說話、不過問、不過濾的人。
他以為“年紀大、長得丑、沒人要”的姑娘，可能更接近真實，因為那些被世界拋棄的人，往往看得更清楚。
老鴇最終還是給他找來了一個女人，名叫海棠，曾是大家閨秀，戰亂后，家道中落，逃亡的路上，父母親人被歹徒殺害，而她自己則被人販子盯上，青樓成了她的歸宿。
為了謀求生計，只能在青樓做個“打雜”的下人。
海棠長的普通，和那些漂亮的姑娘們相比，簡直一個天一個地，總是青樓里最不起眼的一個，工資低的可憐，連滿足溫飽都顯得不那么容易。
她沒有濃妝，也沒有媚笑，衣服平整但舊，坐下來時不說話，眼神怯怯的，屋里靜得像是外頭那片夜。
郁達夫問她：“你是第一次接客嗎？”
海棠愣了一下，點點頭。
他又問：“怕死不？”
這次的海棠不再保持沉默，開口反問：“怕有用嗎？”
郁達夫坐在床邊看她，她靠著窗子愣神，房間混著外頭的風。
天亮時，他把身上唯一一副干凈的手帕放在桌上，說：“你還活著，真好。”
郁達夫走出青樓，天灰蒙蒙的，路邊粥攤升起炭火，他坐下喝了一碗粥，突然就想哭，他意識到，自己缺一個能聽懂他沉默的人。
那一夜，他被拯救了。
回去后，他開始寫《茫茫夜》，書中主人公的原型便是海棠。
后來，他又創作了《沉淪》，被稱為“現代文學的覺醒之作”，郁達夫也因此被世人真正看到，文學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他開始關注社會邊緣人，他寫妓女、寫失業工人、寫被拋棄的女人，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還原。
“他們活得比我們真。”
在《秋柳》里，他寫一個風俗女年老色衰，罵嫖客“不要臉”，卻不肯低頭，他寫她罵得那么臟，卻讓人覺得那么干凈。
這跟他那次青樓之夜有關，他從那晚起不再追求“美”，而是追求“真實”，他不再寫理想，而是寫“人怎樣在臟水里活下去”。
這也是他跟魯迅最大的不同，魯迅揭露社會病癥，像醫生；郁達夫則是病人，他把自己的病寫出來，讓人看到“病人也有尊嚴”。
郁達夫不是圣人，他后來也犯過錯，也自我放逐，也逃避現實，但他始終沒忘那一夜。
“我怕的不是他們罵我墮落，我怕的是他們連看都不敢看。”
他知道，丑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對。
有人說，他是被海棠點醒的，他沒說話，但他用行動證明了。
他開始寫邊緣人，用文字給他們一點光，他知道他們不會被拯救，但至少可以被看見。
1919年，是郁達夫人生的分水嶺，他從一個找不到出口的青年，變成一個試圖用筆觸碰人心的作家。
那一年，他沒有得到什么，但他失去了幻想，他不再寫夢，而是寫現實。
他賺取了稿費，總是想方設法給海棠寄去，海棠的生活好過了許多，后續海棠靠著自己積攢的錢和郁達夫的資助，為自己贖了身，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郁達夫后來在《春風沉醉的晚上》里寫：“我愛的是她的眼睛，那種看盡人間苦難卻還活著的眼神。”你不知道他說的是誰，但你知道那眼神不是幻想來的。
他被現實打過臉，被感情傷過心，被戰爭逼得逃亡，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但他選擇寫，而不是逃。
他用那一次“不歡而散”的青樓經歷，把自己拉回了人類群體中，他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這個社會總是把“沒人要”的人當笑話看，但郁達夫不是。他看見他們，也讓他們被看見。
那一夜的選擇，看似荒唐，卻讓他完成了從“寫詩的學生”到“寫人的作家”的轉變。
后來他死于日本憲兵之手，尸骨無存，但他的文字留下了，他不是用英雄主義寫人類，而是用失敗和脆弱寫人類，他失敗得那么徹底，卻讓我們感到真實。
“你還活著，真好。”
這是他對那個女人說的，也是對自己說的。
他知道，活著不容易，活得清醒更難，他感謝那個女人沒推開他，也感謝自己沒走錯門。
有時候，一個人真正的“成就”，不是來自榮耀，而是來自一次低到塵埃里的對話，郁達夫的文學，就是從那一夜的沉默開始長出來的。
那一晚，一個年輕人和一個“沒人要”的女人，什么都沒做，卻改變了彼此的一生。
參考資料： 李捷.《郁達夫與現代文學：社會背景與創作探析》.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