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靠國民黨高官張群，拿到三張機票，帶著四夫人徐雯波

1949年12月，解放軍快進成都時，張大千靠國民黨高官張群，拿到最后三張飛臺北的軍用機票，帶著四夫人徐雯波，和幾十幅自己臨摹的敦煌壁畫登機。
張大千站在機場的跑道上，風里混著汽油味，耳中只有發動機的低沉嗡鳴，他的指尖卻攥著三張機票，這三張紙片決定了他和家人的命運，讓他和家人的命運從此發生變化。
張大千沒有猶豫太久，身邊跟了十幾口人，還有弟子、朋友，眾人眼里都寫著焦急，但他只看了徐雯波一眼，她的懷中抱著三歲的女兒，不是她親生的。

年幼的張心沛不知道自己即將和其他兄弟姐妹分離，看著這陌生的地方，忍不住啜泣起來，張大千低聲說了一句：“別哭，爸爸在。”
臘月的天總是格外的冷，張心沛依賴在徐雯波的懷里，而徐雯波的心情很復雜，她的兩個孩子都沒有帶著，而是被托付給其他人照顧，想到分開時，女兒懵懂的眼神，她就感覺痛苦，但機票只有這么多，她更重要的任務是照顧張大千，只能對不起孩子們。
隨身帶著的行李并不多，但那一箱箱畫卷重得讓人喘不過氣，里面有張大千在敦煌莫高窟苦熬兩年畫下的壁畫臨本，夜里打著油燈，白天灰塵嗆得直流淚，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停筆，那些畫是他拼命搶出來的命根子。
飛機艙門關上的一瞬間，張大千回頭看了一眼成都的天，灰蒙蒙的天線拉出一條模糊的界限，像是把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硬生生切開，他沒說話，只有手上的畫卷被握得更緊了。
飛機稱重有限，每個人都拼命的想要帶更多的行李，還有金銀財寶，但哪有那么多的空間，將近八十幅畫卷的重量可想而知。
杭立武為將這些畫卷保留下來，自愿將用裝著黃金的行李，來換這些畫作，只有一個要求，要張大千以后將畫作捐贈出去，為保留這些珍貴的畫作，張大千忙不迭的答應下來。
飛機穿過云層，張大千閉上眼，腦子里全是敦煌那無數個昏黃午后，洞窟里只有他和畫，身邊弟子問他累不累，他只回了一句：“這地方待久了，人都會畫畫。”
等到飛機落地臺北，異鄉的空氣又冷又新鮮，他不知道還有沒有跟家人見面的可能。
最初幾年，張大千像是一直在找尋什么，搬家、展畫、受訪、寫信，每一次公開亮相，都有記者問他：“你最想念什么？”
他從不正面回答，只是說：“畫還在，心就不散。”

后來，張大千帶著家人南下，去了印度、阿根廷，最后在巴西買下土地，修了個大花園，取名八德園，園里假山、湖石、翠竹全都照著四川老家布置，園子里還養了黑天鵝和丹頂鶴，飼養員是本地工人，卻被要求學會中文口令，每天早晨喊：“起！”丹頂鶴就撲棱棱張開翅膀飛起來。
“只要還有園子，還能畫畫，活著就有點意思。”張大千在八德園的畫室里對徐雯波說，陽光下的畫案上攤著未干的墨痕，他拿起毛筆，隨手勾勒出莫高窟的飛天，動作已經不再像年輕時那樣急躁，反倒多了幾分沉穩。
他并沒有把敦煌壁畫的記憶埋在心底，相反，張大千頻繁舉辦畫展，把自己對敦煌、對中國古畫的理解帶到西方，每一次展覽都像是一次文化的“逆流”。
畫壇評論家們第一次看到中國畫能有這種潑墨潑彩的氣勢，紛紛稱他為“東方的畢加索”，可張大千只搖頭：“畢加索有他自己的路，我有我的路。”
等到八十年代，張大千已是白發蒼蒼，昔日留在大陸的心碧、心建也已成家立業，張大千在八德園的茶室里給家人寫信，信的這頭是巴西的鳥鳴，那頭是成都的夜雨，誰都沒有提起當年的離別。
“畫還在，人安好，就是好事。”張大千話說得輕，卻沒人能體會他真正的心情，徐雯波偶爾會在角落里發呆，手里摩挲著那本舊畫冊，仿佛還能看到小女兒當年被緊緊抱在懷里的模樣。
張大千一生的奔波，沒有一刻真正安穩，早年畫馬，后臨古人，最后卻在異國花園里自創風格，潑墨潑彩，畫出自己的“心象世界”。

八德園的春天來得早，園子里桂花盛開的時候，張大千會提著一壺酒，帶著畫卷走到湖邊，靜靜坐下，看著湖面倒影出自己的臉，那一刻，無論是四川、敦煌還是臺北，都仿佛離他很近。
幾十年過去，張大千的畫作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橋梁，也成了無數人心中的謎題，那個冬天的決定，到底是無奈還是智慧，外人難以斷言，但每一幅畫卷里，都藏著他對家國、親情、藝術的全部執念。
至今，臺北故宮和四川博物館各自保存著張大千親手帶走和留下的敦煌臨本，游客在展柜前駐足，或許很少有人理解這些畫背后的苦難與選擇，但只要畫還在，故事就不會結束。
參考信源：張大千驚心動魄的一天——194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