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湘鄉到韶山的山路泥濘。黃昏前,一名身著藍布長衫、滿頭汗水的青年,沖進韶山沖張家木作坊,他就是正在被國民黨槍兵追捕的毛澤東。屋里刨花四起,鋸聲不歇,年長兩歲的張有成放下木鑿,揮手示意“別說話”。幾秒后,他把理發師手里的推剪奪來,朝毛澤東的頭皮走去。
毛澤東剛坐下,輕聲打趣:“好不容易整的西式分頭,你一推就沒了。”張有成沒抬頭,只回一句:“命要緊。”十分鐘后,西式發型變成板寸,再罩上粗布短褂,毛澤東瞬間成了普通木匠。一伙槍兵沖進作坊,喝問有沒有見到“那個教書的”。張有成瞄也不瞄,隨口答:“往湘西跑咯。”槍兵信以為真,罵罵咧咧走了。深夜,張有成又找來一頂舊斗笠、一口小轎,假稱郎中,護送毛澤東出山。
險情解除,兄弟倆在篝火旁壓低嗓門交談。張有成掏出僅有的幾塊銀元硬塞過去。毛澤東推拒,他說不出客套話,只丟下一句:“帶兵要錢,你該用的。”毛澤東眼圈發紅,握著那只滿是老繭的手,低聲道:“這情我記下。”此別一去,竟是二十四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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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兩人的淵源,還得回到清末。張家世代木匠,張有成十一歲就能獨立雕花,他在鄰里被稱作“張一木”。毛順生請他去毛家修床,少年毛澤東與他結識,兩人砍柴趕牛,喚他“張四哥”。村里人只當這是普通伙伴情,卻不知這份情誼后來救了中國革命領袖一命。
抗戰勝利、解放戰爭大勢已定時,張有成依舊守著作坊。有人勸他“沾主席的光”,他擺手:“他忙國家大事,別煩他。”1951年秋,毛宇居帶來電報,毛澤東邀他與堂兄文梅清一道進京。張有成背起破藤箱,坐了三天火車到中南海含和堂。門一開,毛澤東快步迎出來,緊緊握手:“有成兄,真好。”
家宴只有幾盤湘菜,一壇二鍋頭。毛澤東平日不嗜酒,這回卻陪著連干三杯。他笑說:“你當年替我墊本錢,我賠不起整間作坊,但二兩老白干包在我身上。”席間,他叫來李敏、李訥:“叫張一伯伯。”兩個孩子脆生生喊人,張有成臉漲得通紅。
臨別,毛澤東取來五件物什:灰色毛呢大衣、牛皮鞋、呢帽、皮箱和兩斤陳年汾酒。他吩咐:“回鄉后,每年寫幾封信,喜事煩事都講實話。”張有成領命,不懂外交辭令,只答:“行。”
張有成果然言犀利。1952年,他寫信說鄉里減產,禁酒,他“嘴淡得難受”。這封“抱怨信”擺上主席案頭。毛澤東批上“謝謝”兩字,并命財務每月寄他50元,直到張有成病逝。那不僅是酒錢,更是了解農村困難的窗口。
同年夏天,邊區傳來一件趣事:延安一位老漢雷雨天丟了毛驢,氣得當街罵毛主席。保安處要抓人,毛澤東卻擺手:“罵人也是意見。”調查后發現,公糧連年加征,群眾壓力大。中央隨即下文減征,老漢心服口服。這種對批評的重視,與他讓張有成“多寫信”是同一邏輯——必須聽見真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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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后,張有成第二封信到了北京。他提到鄉干部讓農戶填表填到深夜,“五多”問題嚴重。毛澤東直批“驕傲的是干部,不是群眾”。很快,表格精簡,會議減少,農時得保。
張有成去世前一年,還在信里叮囑北京“別忘了鄉間還有人缺酒”。檔案里那一封封紙張已然發黃,卻見證一位木匠和一位領袖的互動;一端是篾條鋸屑,一端是釣魚臺燈火,卻靠一支鉛筆相連。
今天在韶山沖,張家的舊作坊早已改成展陳室。屋角擺著那把手搖推剪,鐵口卷了刃,仍能依稀看見當年剃光頭的動作路線。游客圍著細看,感慨不已:歷史有時拐在極小的節點上,一把推剪、一頂舊轎,竟關乎江山氣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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