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硅谷被中國全面反超，美國精英崩潰了，未來不再屬于美利堅

近年來，美國一些精英圈里，出現了一種明顯的焦慮感，他們過去一直堅信，美國在全球的領先地位是穩固的，未來也會如此。

但現實讓他們開始懷疑：長期以來以為“美國獨霸天下”的局面，正在被改變，這次，讓他們擔憂的不是歐盟，也不是俄羅斯、日韓，而是中國。

過去，美國也曾有過焦慮期，比如六十年代面對前蘇聯航天，八十年代面對日本經濟崛起，但當時仍有明顯優勢和自信可以支撐。

現在，中國的綜合實力已經讓他們看不到清晰的緩沖空間，不僅是媒體在討論，美國科技界的高層也發出警示。

早在今年5月，《金融時報》就以一篇名為《中國如何趕上硅谷？》的報道指出：中國科技行業取得了巨大進步。

這一點也得到了某位硅谷科技大亨的認證，這位大亨指出：從長期來看，硅谷或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這意味著美國不再處于絕對領先地位，而是在全面趕超的壓力下調整戰略，這種判斷并非夸大，而是基于產業發展、技術積累和市場趨勢的實際分析...

曾經的霸主感到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這股焦慮的聲音很多來自美國科技界本身，目的并非單純的警告，而是希望吸引更多政策和資金支持。

類似于過去美國海軍為了爭取軍費而強調中國海軍的力量，現在硅谷也在提醒國家關注中國在人工智能、電動汽車和軍事科技上的潛力。

他們希望通過制造緊迫感，讓資源和政策向自己傾斜，這種策略并非毫無依據，因為中國確實具備獨特優勢。

龐大的制造體系、巨大的國內市場以及數量龐大的科技人才，這是美國過去的對手無法比擬的。

中國強調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美國強調個人英雄主義，中國的科技進步，常常依靠國家規劃和資源集中。

從“兩彈一星”到新能源、航天等重大項目，都是國家通過計劃和組織快速集中資源實現的結果。

相比之下，美國的創新歷來強調個人能力和企業家精神，從愛迪生到馬斯克，科技進步被視為個人靈感和創業行動的產物。

問題在于，美國過去引以為豪的自由和分散決策，在面對需要長周期、全國性布局的關鍵科技時，顯示出局限。

自由市場和獨立創新可以產生偶發性的突破，但難以形成系統化、持續性的戰略優勢。

例如，去年在美國大選結束后，硅谷曾試圖與即將開啟2.0時期的特朗普合作，用國家力量推進新能源項目。

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特斯拉CEO馬斯克，據統計，2024年，馬斯克一共向特朗普競選的團體捐贈了2.59億美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總統競選贊助人之一。

在特朗普上任后，馬斯克更是擔任“高級政府顧問”，但合作也因政治因素迅速破裂。

這件事表明，美國在制度和政策上存在掣肘，使創新難以實現規模化和連續化，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制度模式的問題。

美國的自由市場模式擅長激發個體創新，但在關鍵產業形成“集中火力”時卻不足，當對手能夠通過系統規劃和資源集中獲得優勢時，美國的分散創新模式就會被削弱。

這意味著，美國面臨的不只是外部競爭壓力，更是自身發展模式與現實需求的矛盾，如何在保持自由創新活力的同時，實現國家戰略集中，成為擺在美國面前的核心難題。

產業空心化

很多人認為美國科技陷入困境，是因為好人才不夠多，但實際上，這種說法把因果搞反了。

真正的問題，是美國的產業體系空心化，高端制造業、新興產業在本土萎縮，導致頂尖人才找不到可以施展才華、積累經驗的舞臺。

頂尖人才不是靠移民搬來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本土產業繁榮、技術積累和實際項目來培養。

拿新能源和光伏產業來說，美國本土機會少，很多優秀人才干不出成績，就選擇去其它國家發展。

這直接反映了產業空心化的問題：沒有核心產業和實踐機會，頂尖人才無法成長，也無法創新，產業體系萎縮，最終會限制創新能力。

所以，美國科技界一直喊“中國威脅”，表面上是為了策略爭取支持，深層次其實是在自我提醒：創新制度、產業結構、人才培養環環相扣，都存在潛在風險。

未來科技競爭，不是照搬別人模式，而是要解決自身產業空心化問題，重新建立培養頂尖人才的生態系統。

只有本土產業和實踐機會恢復起來，美國才可能再次孕育出真正的創新巨人，否則，再多的喊話和警告，也只能成為歷史的回聲。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