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聲明: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2025年10月22日,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國債總額正式突破38萬億美元。
從37萬億到38萬億,僅用了短短兩個月時間,相當于美國政府平均每天“刷卡”160億美元,每秒新增債務近7萬美元。
這一數字背后,是美元霸權看似穩固卻暗流洶涌的現實。
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美元在全球交易中的占比已升至89.2%,遠超歐元的28.9%和人民幣的8.5%,
與此同時,美債的爆炸式增長正不斷侵蝕著美元體系的信用根基。
這種矛盾的共存,恰恰印證了當下國際貨幣格局的復雜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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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主導地位并非憑空存在,是建立在極其扎實的現實基礎之上。
國際清算銀行的最新統計清晰顯示,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美元的參與度已達到89.2%,這一比例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持續攀升。
作為對比,歐元僅占28.9%,人民幣雖有提升但仍僅為8.5%。
這種懸殊差距的背后,是美元無可替代的流動性優勢和全球最龐大的金融基礎設施網絡。
從貿易結算到儲備貨幣,美元的“通用貨幣”屬性已滲透到全球經濟的每一個角落。
IMF2025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降至57.74%,相比10年前的68%明顯下滑,但這一比例仍遠超其他任何單一貨幣。
在大宗商品范疇,石油、天然氣等核心資源的定價與結算高度依賴美元體系。這個行為導致多數國家在短期內很難掙脫對美元的依賴,凸顯了美元在該領域的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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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這一體系的,是美國成熟的金融市場和美元的高流動性。
投資者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產配置時,美元資產往往成為“安全選項”,這種信任積累經過了數十年的沉淀,形成了強大的路徑依賴。
哪怕在美債規模持續擴張的背景下,美元的交易媒介功能和價值尺度作用仍舊沒有被根本性撼動,這構成了“美元最強時代”的核心特征。
與美元表面的強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債務體系的嚴重失控和潛在風險。
從時間線看,美國國債的增長曲線已徹底脫離常軌。
2024年初為34萬億,年中突破35萬億,年底逼近36萬億,2025年8月達到37萬億,10月便突破38萬億。
這種增速除疫情期間的特殊救助階段外,在美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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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債務的“滾雪球”效應。
美國聯合經濟委員會測算顯示,過去一年僅國債利息支出就逼近1.1萬億美元,已超過國防預算的一半。
2024年全年利息支出更是達到1.2萬億美元,未來十年利息總支出預計將高達14萬億美元,足夠再造三個硅谷或支持十次登月計劃。
這種“以債養債”的模式已形成惡性循環:債務越高,利息支出越多,財政赤字越大,進而需要發行更多國債,債務規模隨之進一步擴大。
美債的持有結構變化更暴露了體系的脆弱性。
美債持有結構的變動,進一步暴露了其體系的脆弱性。
美聯儲于2025年10月15日發布的、由DanielBarth與DanielBeltran撰寫的研究報告,揭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
截至2024年末,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持有方并非中國或日本,是總人口僅6萬的開曼群島,持有規模高達1.85萬億美元。
這一數字遠超美國財政部此前公布的4230億美元官方數據,兩者間的差額,主要來自未被納入統計的基差交易相關資產,現象的本質,說白了就是一場金融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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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對沖基金選擇在開曼群島注冊,通過“做空美債期貨加買入現貨債券和抵押融資的基差交易模式循環套利,讓美債淪為金融市場的炒作工具。
耶魯大學的經濟學者指出,美債正深陷“影子流動性陷阱”,表面上市場資金充裕,實際流動性完全依賴借新還舊來維持。
一旦市場出現波動引發對沖基金爆倉,這些被隱藏的債券可能會被集中拋售,蘇造成的后果或許將比2008年金融危機更為嚴重。
與此同時,美債的失控增長,正不斷動搖全球對美元體系的信任基礎。
標普、惠譽、穆迪等主流信用評級機構,接連調降美國信用評級。
它們明確指出,美國“財政治理失能”,凸顯其財政管理的無序與治理能力的不足。
這種信任危機直接體現在全球央行的資產配置調整中。
2020年以來,全球央行持續減持美債,同時大幅增持黃金,2025年上半年黃金持有量正式反超美債,為30年來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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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價格飆升已經成為直觀信號,短短數月,先后沖破3000美元與4000美元大關。這個趨勢深刻反映出全球資本對美元信用已滋生顯著擔憂。
與此同時,美元與美債利率的傳統關聯也出現反轉,以往美債利率上升通常帶動美元指數上漲。
但在2025年美國解放日之后,這一關聯徹底逆轉,導致美元指數經歷50多年來最嚴重的上半年跌幅,終結了長達10年的漲勢。
各國的去美元化嘗試也在加速推進。中國與巴西、俄羅斯等國建立的本幣結算機制,雖能在特定場景下減少美元使用,受制于貿易不平衡問題,仍然難以撼動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當俄羅斯對印度形成長期貿易順差時,手中會累積大量印度盧比,但這些盧比難以有效轉化為實際購買力,最終仍需借助第三方儲備貨幣來調節貿易失衡。
此外,黃金穩定幣等替代方案,受限于黃金每年有限的產量,遠不能滿足規模達 33 萬億美元的全球貿易結算需求,因此注定只能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補充角色。
值得關注的是,美債主要持有國的減持力度正持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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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中國持有的美債規模降至 7307 億美元,創下 2009 年以來的最低紀錄;沙特等主要產油國,也在悄然調整其外匯資產結構,減少對美債的配置。
多國集體開展資產調整行動,這個跡象表明,美元體系賴以為基的信任根基,正悄然出現一道道裂痕,站下出來的穩定性已經開始面臨潛在的挑戰。
在當前國際貨幣格局的變革進程中,中國的戰略選擇至關重要,但推動人民幣直接替代美元,或許并非最優解。
儲備貨幣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它必然具備 “特權與負擔并存” 的雙重屬性。
以美元為例,長期高匯率雖然提升了美國民眾的海外消費能力,嚴重削弱了本土制造業的競爭力,導致產業空心化,最終導致金融資本不斷膨脹,實體經濟也開始被持續掏空。
如果人民幣追求替代美元,需通過擴大貿易逆差或對外投資輸出天量貨幣,前者可能引發工業空心化,后者難以獲得優質資產,資本賬戶開放可能導致熱錢炒作資產,加劇社會分化。
中國的理性選擇應是推動去美元壟斷,不是成為下一個美元,在國際貿易中擴大人民幣結算與定價權,幫助企業規避匯率風險,同時參與構建更公平的國際貨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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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經驗看,凱恩斯80年前提出的“班科體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通過國際清算聯盟發行超主權貨幣“班科”,按貿易需求動態調節供應量,強制約束貿易不平衡,在打破貨幣不可能三角的同時,又能避免儲備貨幣的內在矛盾。
數字貨幣與區塊鏈技術蓬勃發展,為班科體系開辟了契合當下的實現路徑,二者的進步就像是一把鑰匙,開啟了班科體系現代化的大門。
這種體系下,各國可保持資本管制、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獨立,同時避免美元體系下“壓榨勞工、破壞環境換外匯”的扭曲發展模式,讓國際貿易回歸“互通有無”的本質。
美國政府的治理困境則加劇了體系變革的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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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政府停擺已進入歷史第二長周期,數十萬公務員無薪休假,兩黨仍在預算問題上持續撕扯。
預算專家瑪雅·麥吉尼亞斯警告,美國社保和醫保信托基金將在2031年前后耗盡,屆時數千萬人的福利將無以為繼。
這種制度性失能,與美元霸權的現實形成尖銳矛盾。
38萬億美債既是數字,更是美元體系的“時間炸彈”。
現如今,美元維持強勢仍然有顯示現實根基在支撐。
只不過債務局面失控、國際信任動搖,疊加去美元化浪潮涌起,多種因素交織,在無形間已經構成威脅美元地位的系統性風險。
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塑,本質上是選擇金融寡頭主導還是服務真實經濟的道路。
在這場歷史抉擇中,中國的方向不僅關乎自身發展,更將影響全球貨幣秩序的未來走向。
是延續霸權循環,還是構建更公平的新體系,考驗著所有國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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