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驚人相似，賴清德當局正在進入“明鄭氏政權”崩盤時的操作！

歷史，有時就像一個無法掙脫的循環。當下的臺灣海峽，風云變幻，似乎正悄然回響著三百多年前的濤聲。

公元1683年，盛極一時的“明鄭氏政權”，在經歷了鄭成功的輝煌與鄭經的“西征”慘敗后，最終在內部分裂、民心盡失中迎來了澎湖決戰的終局。

那段走向覆滅的最后時光，充滿了孤注一擲的政治操弄和眾叛親離的凄涼。

如今，賴清德當局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從公然拒絕“九二共識”到鼓動產業“掏空”外移，再到島內民怨的持續沸騰。這一切，為何與“東寧”末世的景象如此重疊？

“東寧”鄭氏的老底子

在我國的傳統敘事中，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寶島臺灣，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被萬民景仰，尊稱為“國姓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他對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功績，彪炳史冊。

不過，歷史人物往往具有多面性，在“民族英雄”的光環之外，鄭成功同樣是明末清初割據一方的軍事集團領袖。他畢生以“反清復明”為旗幟，在東南沿海與初生的清王朝分庭抗禮。

鄭成功雖然手握重兵，但他始終尊奉明朝正朔，未曾有過自己登基稱帝的非分之想。

可惜的是，鄭成功英年早逝，他建立的基業和他堅守的政治信念，并未被他的兒子鄭經完整地繼承下來。

鄭經，作為鄭氏集團的第二代領導人，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其實比他父親要稍微寬松一些。

當鄭經接掌大權時，清朝內部正面臨著一場巨大的危機——“三藩之亂”爆發了。

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人在南方起兵，康熙皇帝的注意力被完全牽制在平定內亂上，清朝的勢力暫時無法顧及東南沿海。

這就給了鄭經一個難得的喘息和發展的“窗口期”。

在鄭經統治的前期，他倚重了一位杰出的輔臣，名叫陳永華。

此人深謀遠慮，在臺灣島內推行了一系列措施，興修水利，鼓勵屯墾，發展教育，建立了我國臺灣第一座孔廟，積極推動漢學文化。

在他的治理下，鄭氏集團的“家底”確實豐厚了不少，社會也一度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但鄭經本人的政治格局卻遠遜其父。

他錯誤地判斷了形勢，認為“三藩之亂”是“反清復明”的絕佳時機。

于是，他傾盡臺灣的人力物力，發動了大規模的“西征”，即率軍渡海參與了這場大陸的內戰。

他與“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勾結，一度占據了福建沿海的數個州府。但這場軍事冒險最終以慘敗告終。

鄭經的軍隊在清軍的優勢兵力反擊下節節敗退，耗盡了陳永華苦心經營積攢下來的儲備，最后狼狽地退回了臺灣。

這次失敗，徹底打掉了鄭經的精氣神。他開始變得意志消沉，轉而沉迷于享樂，將政務大事都交給了手下。

更糟糕的是，隨著賢臣陳永華的去世，鄭氏集團內部的權力結構發生了劣變。

兩個關鍵人物——劉國軒和馮錫范開始聯手把持朝政。這兩人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導致鄭氏集團內部的吏治迅速腐敗，貪污橫行。

他們為了維持奢靡的統治，不斷加重對臺灣百姓的稅收和盤剝。

鄭氏集團從一個以“復明”為理想的政治軍事團體，逐漸蛻變為一個壓榨百姓、內斗不斷的割據政權。

瞎折騰的“土皇帝”和鬧分裂的“賴功德”

歷史的鏡子總是能照出現實的影子，鄭經晚年的種種操作，與當今賴清德當局的所作所為，顯現出了驚人的雷同之處。

首先，是分裂國土的野心如出一轍。鄭經在“西征”失敗、元氣大傷之后，已經喪失了“反清復明”的現實能力。

此時，康熙皇帝出于對國家統一的考量，曾多次派出使者赴臺談判，希望鄭氏集團能夠“修好歸誠”。

清廷提出了相當優厚的條件，但鄭經的回應卻暴露了他的“獨”心。他不愿意接受剃發易服，這尚可理解為對明朝的眷戀。

但他明確向清朝談判代表提出，希望清廷能將臺灣視為“朝鮮”、“琉球”之例，即允許臺灣作為一個“藩屬國”加入清朝的“朝貢體系”，而不是作為清朝領土的一部分實現統一。這實質上就是在搞“變相獨立”。

康熙帝洞若觀火，看穿了鄭經的把戲，嚴詞拒絕了這種“兩國論”的圖謀。談判破裂后，鄭經索性在臺灣島內擺開了“土皇帝”的架勢。

他按照明朝的官制，設立了六部百官，規定所有部下必須向他稱“臣”，在禮儀和排場上完全模仿帝王，試圖在法理和事實上將臺灣從我國版圖上切割出去。

反觀賴清德當局，他們如今的手法更是拙劣。賴清德在政治上極力回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現實，在國際活動中大搞“概念模糊”，企圖通過操弄詞語變化來營造“一邊一國”的假象。

其最猖狂的舉動，莫過于拋出所謂的“對等尊嚴”論調，妄圖在政治地位上與大陸平起平坐。

這不就是鄭經當年“朝鮮之例”的現代翻版嗎？其核心訴求，依然是企圖將臺灣問題“國際化”，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否定“一中原則”。

正如2025年10月20日賴清德公然宣稱的那樣，他無法依靠接受“九二共識”來獲取和平。

其次，是為鞏固權力不惜打擊異己、撕裂社會。鄭經為了強化自己的“土皇帝”地位，在退回臺灣后，進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政治改革”。

這些改革的核心，就是打擊那些仍然心懷“復明”理想的“老臣”。

他停止了對追隨鄭成功來臺的明朝宗室和遺老們的禮遇，甚至切斷了他們的基本生活資料供給。

這批人是鄭氏集團最堅定的精神支柱，卻被逼到只能靠自己種地謀生的凄慘境地。

鄭經此舉，看似是加強了自己手中的權力，實則是自毀長城，徹底寒了那些真正有信仰、有骨氣的部下的心，造成了集團內部嚴重的“政治分裂”。

再看賴清德當局，如今在島內的操作同樣是人心離散。

為了鞏固“深綠”集團的統治地位，賴清德及其追隨者，在臺灣省內大搞“大罷免”活動。

他們并非著眼于民生福祉或經濟發展，而是將全部精力用于政治斗爭，意圖打擊那些在政治上能威脅到他們的國民黨、民眾黨官員。

這種赤裸裸的“政治清算”，與鄭經打壓明朝遺老的做法何其相似？

都是為了“私權”而罔顧“公利”，強行在社會內部制造對立，煽動仇恨，導致島內政局動蕩，人心惶惶。

這種倒行逆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失去民心。鄭經的橫征暴斂和內部清洗，早已讓臺灣百姓不堪重負。而賴清德當局的民意支持率，也正在斷崖式下跌。

根據臺灣民意基金會2025年10月21日公布的最新民調數據，賴清德的施政滿意度僅剩下可憐的34.9%，而不贊同其施政的比例高達53%，兩者相差近18個百分點。更有27%的受訪者表示“非常不贊同”。

民調數據清晰顯示，除了傳統的“深綠”票倉云嘉南地區外，臺灣其他六大區塊都已成為賴清德的“民意淪陷區”。

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蕭美琴日前鼓吹臺積電等半導體產業應赴美投資，這種“掏空臺灣”的行徑，與賴清德的“抗中謀獨”路線一樣，都是對臺灣民眾根本利益的背叛。

民眾對其“臺獨”傾向的警惕和厭惡，對其導致經濟民生停滯的強烈不滿，已經通過冰冷的民調數字清晰地表達了出來。

歷史大潮不可擋，內斗分裂死得快

一個政權的覆滅，外力往往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內部的腐爛和分裂才是真正的病灶。鄭氏集團的最終崩盤，便是一個最生動的歷史注腳。

公元1681年，在“西征”失敗和內部高壓的雙重打擊下，鄭經郁郁而終。

他的死亡，立刻引爆了鄭氏集團內部早已積壓的尖銳矛盾，一場血腥的宮廷政變——“東寧之變”爆發了。

在鄭經去世前，他本已指定了長子鄭克臧為繼承人。鄭克臧是陳永華的女婿，為人賢明，頗有其祖父鄭成功的風范，是集團內部“主戰派”和“理想派”的代表。

但這卻觸動了以馮錫范和劉國軒為首的“投降派”和“既得利益集團”的神經。

馮錫范害怕鄭克臧上位后會清算自己的罪責，同時也想讓自己的女婿，即鄭經的次子鄭克塽繼位，以便自己繼續當“國舅”把持大權。

于是，馮錫范等人發動兵變，羅織罪名，誣陷鄭克臧“非鄭氏骨血”，率兵將其殘忍殺害，連同鄭克臧懷孕的妻子也未能幸免。

這場內斗，徹底撲滅了鄭氏集團內部最后一點抵抗意志。

年僅12歲的孩童鄭克塽被扶上王位，馮錫范如愿以償地當上了“太傅”，獨攬大權。

整個東寧政權，從上到下都充斥著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的論調，人人自危，只圖自保。

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鄭成功時代的理想和戰斗力，變成了一個腐朽不堪、一推即倒的空殼子。

就在鄭氏集團忙于“內耗”和自相殘殺的時候，清朝康熙皇帝已經徹底平定了“三藩之亂”，國家實現了內部的穩定。解決臺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被提上了最高議事日程。

康熙帝力排眾議，啟用了熟悉臺灣水師情況的降將施瑯，命其為福建水師提督，總督平臺大計。

公元1683年夏天，施瑯率領著準備充分的清朝水師，在澎湖海面與鄭氏集團的艦隊展開了決戰。

此時鄭氏艦隊的指揮官，正是那個參與政變的劉國軒。盡管劉國軒也算一員悍將，但在一個已經從內部爛掉的政權指揮下，他的艦隊早已軍心渙散。

經過數日的激戰，清軍憑借優勢火力和高昂士氣，成功擊潰了鄭氏艦隊的主力，劉國軒狼狽逃回臺灣。

澎湖的失守，成為了壓垮東寧政權的最后一根稻草。

當劉國軒敗退的消息傳回，馮錫范和鄭克塽等人知道大勢已去，他們連象征性的抵抗都沒有組織，便選擇了開城投降，剃發歸誠。

施瑯率軍順利登島，鄭氏政權宣告終結，臺灣自此重歸我國版圖，納入清朝的中央管轄。

回顧這段歷史，鄭氏集團的滅亡，表面上看是施瑯的軍事勝利，實則上是其內部政治分裂和民心盡失的必然結果。鄭經的“土皇帝”野心、馮錫范的貪腐內斗，共同葬送了鄭成功的基業。

歷史的大勢浩浩湯湯，不可阻擋。當今的臺灣局勢，正應驗著鄭麗文女士的那番話：“我是中國人。‘反中、抗中、仇中’臺灣人已經受不了了，厭煩了……相信‘九二共識’、反對‘臺獨’是臺灣最大、最新的主流民意”。

越來越多清醒的臺灣民眾已經看透，“臺獨”與和平水火不容。

賴清德當局若一意孤行，繼續推動“臺獨”分裂，制造兩岸對立，搞“大罷免”式的內部清算，其結果只會是重蹈鄭氏集團的覆轍。

參考資料：兩岸觀察丨臺灣光復的歷史昭示：祖國統一是必然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