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困局：容不下“普通人生”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劉知趣，作者：劉知趣，頭圖來自：AI生成

2023年，Netflix上線的韓劇《黑暗榮耀》爆火，講述了一名校園暴力受害者多年以后精心策劃復仇的故事。劇情之外，更令觀眾深思的，是其背后所暗藏的社會情緒，壓抑、隱忍，以及長期積累的憤怒。

而在日本，NHK鏡頭下的多部紀錄片，揭示了深層的社會結構性困境：大量非正式雇員與中年女性在就業歧視、育兒重負與社會保障缺位的夾縫中艱難維生；與此同時，許多老年人即便一生努力工作，在養老金微薄、醫療支出高昂的現實下，仍然難逃“老后破產”的命運。

這些日韓的文化作品，無論風格如何迥異，似乎都在共同指向同一種社會狀態：“努力就能成功”的敘事正在失效。個體在龐大的社會結構中深深的無力感。年輕人面對高房價、職場內卷、高昂育兒成本時的退縮與迷茫，以及傳統家庭觀念與現代生存壓力之間的劇烈撕裂。

東亞似乎正走在同一條發展路徑上，一條表面繁榮、內里焦慮的現代性之路。

一、壓縮式的現代化發展

東亞三國的發展，有一個共同的底色，那就是“壓縮式現代化”。

這一概念最早是由韓國社會學家韓相震提出，后來被廣泛用于分析后發國家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集中完成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和社會結構轉型（中產崛起）的過程。日本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實現了經濟騰飛，韓國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創造了“漢江奇跡”，中國則是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后開啟了持續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長，2010年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更為漸進。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于18世紀中期，社會有充足的時間逐步建立勞工制度、福利體系以及工會力量。美國19世紀末就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直到1930年代“新政”時期才構建現代社會保障體系。

簡單來說，歐美社會的“軟件”——制度、文化、心理，有足夠的時間匹配經濟與技術這些“硬件”的發展。

而東亞三國，走的是“先上車，后補票”的路徑。經濟一路狂奔，但社會保障與調節機制相對滯后。

日本在1980年代形成了“終身雇傭制”與“年功序列制”，雖然穩定了戰后秩序，卻也導致了職場僵化以及性別不平等。韓國在樸正熙時代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催生了三星、現代等大財閥，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被持續壓縮。中國依靠“土地財政+制造業出口”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在大城市，房價收入比持續攀升，地方債務壓力不斷加大。

勞動保障的差距尤為明顯。日本早在1987年就將“過勞死”（Karoshi）正式認定為工傷，此后政府多次修訂《勞動基準法》。但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2年統計，全年仍有超過2000人因為過勞申請工傷賠償。

韓國統計廳數據顯示，2023年15–29歲的青年失業率為7.3%，非正式就業占比超過33%。曾被稱為“三拋世代”（拋棄戀愛、結婚、生育）的韓國青年，如今已經演變成了“五拋世代”（再拋棄住房和人際關系）。

在中國，年輕一代在一趟高速的列車上喘不過氣，正流行起“躺平”“45度人生”，在卷不動和逃不掉之間反復橫跳。

反觀歐美，盡管也存在著貧富差距與青年焦慮，但社會安全網更為厚實。以德國為例，政府為失業青年提供了大量的職業培訓、實習補貼和住房支持，2023年青年失業率穩定在了5.8%。

北歐國家更是通過高稅收高福利，將生育、教育、醫療成本社會化，降低個體壓力。瑞典法律規定父母共享480天帶薪育兒假，2023年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71，遠高于東亞水平。

這種“壓縮式”發展還帶來另一個獨特的現象：代際期望的錯位。

在日本，泡沫經濟時期成長起來的父母普遍相信“努力就有回報”，他們將這一套信念傳遞給了子女。但當年輕人步入職場，卻遭遇了終身雇傭制瓦解、非正式雇傭增加、房價高企、晉升緩慢，“奮斗敘事”崩塌，這種“預期落差”引發了強烈的心理失衡，讓許多年輕人陷入了價值感的虛無。

歐美社會對“成功”的定義則更為多元。美國雖然也強調“美國夢”，但也接納“平凡的人生”。一個人可以當藍領、開小店、住郊區，只要生活穩定，就不會被認為是失敗。

很多國家甚至將“不工作”視為一種生活方式，比如西班牙的慢生活文化、意大利的“dolce far niente”（無所事事的甜蜜）。

二、儒家文化圈的制度慣性

東亞三國還共享一個深層次的文化基因：儒家傳統。

這一體系強調孝道、勤勉、秩序與集體責任，曾在工業化初期提供了強大的動員能力。但當經濟增速放緩時，這套邏輯便轉化為了個體的壓力。

在歐美國家，個人價值更多是由自我實現來定義。一個人可以選擇不婚、不育、不買房，只要活得自在，社會不會過度評判。但在東亞社會，“成家立業”常常被視為人生必經的儀式，否則就是“失敗者”。

這種觀念，在很多影視作品中反復出現。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里，女主角選擇“契約婚姻”，表面看是女性自主，實則是對傳統婚姻制度的妥協；韓劇《我的解放日志》里，三兄妹在首爾打拼失敗后返鄉，卻被鄰里視為是“沒出息”。

“孝道”文化也帶來了經濟與情感的雙重負擔。在東亞，父母通常要為女承擔買房首付、結婚、子女教育等巨額支出。這種代際轉移支付不計入GDP，卻是中產生活的重要支柱。而子女則要背負起“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家族期待，形成一種非正式的家庭契約。

這種模式在經濟上升期尚可維系，但在下行期極易崩盤。當房價達到一個家庭年收入的六七倍（首爾甚至達到17倍）、青年失業率攀升、生育成本動輒百萬，系統便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歐美的代際關系更為松散。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只有約20%的年輕人在購房時獲得了父母的資助。歐洲的許多國家，子女成年后與父母關系更像是朋友，而非責任的綁定。法國甚至“父母不幫買房”被視為獨立的象征。

此外，“面子文化”也在進一步加劇內卷。東亞的成功是被高度符號化的，住在哪兒、開什么車、孩子上什么學校……都會成為衡量價值的標尺。于是，哪怕收入有限、身心俱疲，表面也要“撐住”。

歐美社會雖然也有階層分化，但對“低調生活”的包容度更高。德國甚至存在著“隱形富豪”的文化，富人故意穿舊衣服、開小破車，避免被征更高的稅。

除此之外，儒家文化還塑造了獨特的“集體主義”心理。日韓職場強調“團隊精神”“服從上級”，個人意見常常被壓制；在中國，“合群”“懂事”是非常重要的品質，否則很容易遭受到排斥。

這種文化在工業化時代有助于效率的提升，但在知識經濟時代，卻很可能抑制創新和個性化發展。相比之下，歐美更鼓勵批判性思維、個人表達和試錯精神，這一點也在硅谷的創業文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三、發展優先大于保障優先

中日韓的另一個共性，是國家長期奉行“發展主義”邏輯：經濟增長是最高目標，社會政策要服務于經濟效率。

日本在戰后通過“增長第一”的戰略實現了復興；韓國在1960~1980年代推行“五年計劃”，將資源集中于重化工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GDP增速長期作為地方政府的核心考核指標。

在這樣的大框架下，個體被視為是“發展單元”，需要努力工作、買房消費、結婚生子，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擴大內需、穩定社會。但當個體陷入困境時，公共支持又往往滯后。

以生育政策為例：日本從1994年推出了“天使計劃”，30年累計投入50萬億日元，但2023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20；2023年，韓國生育率已經降到了0.72，全球最低，政府提供每個孩子最高1億韓元的補貼，然而收效甚微。中國2021年放開三孩，多地推出了育兒補貼，但“生得起、養不起”仍是普遍焦慮。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4》數據顯示，東亞三國生育率均遠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而法國、瑞典等國家通過系統性支持，全民托育、長產假、住房補貼，將生育率穩定在了1.8左右。

東亞的邏輯是：先奮斗，再享受福利；而歐美的邏輯是：先有保障，再談奮斗。

在福利制度設計上，中日韓同樣存在著明顯的短板。東亞三國的保障體系仍然以“繳費型”為主，覆蓋范圍和保障水平有限，尤其是對靈活就業者和農民工群體。韓國的國民年金制度繳費比例高，但未來支付能力受人口結構的挑戰，預計在2055年耗盡；日本公共養老金雖然覆蓋很廣，但替代率下降，2022年65歲以上老年人的相對貧困率高達19.6%。

北歐國家的生育支持更為系統，全民免費托育、超長帶薪產假、住房補貼、教育免費。生育不再是單個家庭的“犧牲”，而是社會的共同責任。

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讓年輕人不必都去擠高考的獨木橋，也能獲得體面的收入；法國的“35小時工作制”和每年五周的帶薪休假，保障了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這些制度的背后，是一種不同的國家哲學：社會不是經濟的附屬品，而是發展的目的本身。

四、經濟奇跡背后的代價

可以說東亞三國的發展路徑，既有歷史的必然，也有文化的慣性。

我們都用三四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的百年之路，創造了經濟奇跡，卻也為此付出了高壓力、低生育、強內卷、弱連接的社會代價。

但這并不意味著路徑鎖定。

日本正在嘗試改革“過勞文化”，推動遠程辦公和性別平等；韓國年輕人用“辭職潮”和“低欲望生活”表達對系統的疏離與抗議；中國也在探索“雙減”“保障性住房”“育兒支持”等新的路徑。

或許，真正的出路并不在于直接復制歐美模式，而是在東亞的文化土壤上，長出一種全新的現代性：既能保持勤奮與秩序，又能容納松弛與多元；既能尊重家庭，又不綁架個體；既能追求發展，又不忘人的尊嚴。

我們不需要成為別人，只需要讓普通人活得更有希望。

畢竟，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在于有多少的高樓大廈，而在于它能否善待每一個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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