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來了，雞鴨都得藏起來；紅軍來了，碗里多舀2勺飯

電視劇《亮劍》里的李云龍，性格粗獷、直來直去，說話帶著股山野豪氣。許多人因此誤以為紅軍也和劇中那樣，是些“有勇無謀”的粗人。但如果我們翻開真實的歷史，就會發現事實恰恰相反。

九十年前的紅軍，不僅不是“大老粗”，反而是那個時代中國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一支軍隊。那么，這支被戰火錘煉出來的軍隊，究竟為何能在文盲遍地的年代，成為“知識最密集”的軍隊呢？

1927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后，中國工農紅軍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那時的中國，識字人口不足全國的10%，絕大多數農村連一本完整的書都見不到。但紅軍從一誕生起，就與舊式軍隊不同。
毛澤東、朱德、陳毅、劉伯承、彭德懷等人都受過系統的教育，他們深知，一個不懂文化、不懂思想的軍隊，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就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筆桿子也不能丟。”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他要求每一個紅軍戰士都要學字、學文化、學政治。

部隊行軍途中，往往在山腳、在農舍、在篝火旁，戰士們用樹枝在泥地上寫字，用火光照著學習《識字課本》。這種場景，在紅軍各部都極為常見。

有人回憶說：“白天打仗，晚上識字；子彈在頭頂呼嘯，戰士還要翻本課本。”這并非夸張，而是紅軍生活的真實寫照。

要說紅軍中最有文化、最重視學習的人，劉伯承無疑是代表人物。

劉伯承早年考入重慶講武堂，是名副其實的“秀才將軍”。他曾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系統掌握現代軍事理論。回國后，他參與組建紅軍軍校，被譽為“軍中儒將”。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任八路軍第129師師長，與鄧小平并肩作戰，在太行山上開辟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面對裝備精良的日軍，劉伯承提出“敵進我進，敵退我擾”的游擊戰略。他親自籌劃夜襲陽明堡、伏擊七亙村、鏖戰響堂鋪等一系列戰斗。

夜襲陽明堡一役，紅軍擊毀日軍飛機24架，震動了整個華北戰場。劉伯承在戰前訓話：“勇是男兒頭上的桂冠，無角綿羊受欺壓，有蟄的黃蜂不可侮。”這番話后來被戰士們當作座右銘，傳遍整個129師。

他不迷信蠻力，而注重謀略與紀律。每次作戰，他都要求參謀繪制地形圖，反復推演路線。有人說，劉伯承的作戰圖上，哪怕是一條山溝、一處水渠，都要標得清清楚楚。他的細致與嚴謹，讓紅軍真正具備了現代化的軍事思維。

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的識字率已達70%以上。而當時全國文盲率卻高達90%。這種反差，足以讓任何一個研究者震驚。

紅軍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原因在于他們把“教育”當成與“吃飯”“打仗”一樣重要的事。紅軍到一個村莊，不僅打土豪分田地，還要辦夜校、識字班。每個連隊都有“文化教員”，有的戰士識字多一點，就會主動教別人寫字、讀報。

紅軍內部還創辦了各種刊物，如《紅星報》《紅色青年》《士兵之聲》等，既傳達政策，又傳播知識。戰士們甚至能自己編快板、唱民歌，把革命道理編成歌詞傳播。
那時的紅軍宿營地，常能聽見這樣的歌聲：“打土豪，分田地，工農兵要識字；沒文化，真吃虧，敵人騙你你不知。”

這種學習氛圍，放眼當時的中國，幾乎無與倫比。

在舊軍閥的軍隊中，欺壓百姓幾乎是家常便飯。但紅軍從成立之初，就與這種作風劃清界限。毛澤東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明確要求：“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是中國近代軍隊史上第一次將“紀律”提升到道德高度。

紅軍進入蘇區后，戰士買東西必須付錢，還要打收據。打土豪所得財物全部上繳，由政府統一分配。毛澤東親自強調：“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也正因如此，紅軍走到哪里，百姓就支持到哪里。

紅軍與百姓的關系，不再是“兵民對立”，而是“兵民一家”。

一位老農曾回憶：“國民黨兵來了，雞鴨都得藏起來；紅軍來了，碗里多舀兩勺飯。”

這句樸實的話，道出了民心所向。

戰爭的殘酷讓無數士兵心力交瘁，但紅軍卻有一種獨特的精神力量。他們重視娛樂、體育與文化活動，哪怕在行軍途中，也會舉行歌詠比賽、講故事會。紅軍大學、抗大劇團、戰地文工隊等文化組織應運而生。

在延安，抗大禮堂里經常傳出《黃河大合唱》《保衛黃河》的嘹亮歌聲。紅軍的籃球、羽毛球、門球比賽，也成為士兵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毛澤東曾笑著說：“我們的紅軍，不光會打仗，還會唱歌跳舞。”這種積極向上的氛圍，使紅軍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凝聚力的軍隊。他們不只是戰斗的隊伍，更是思想的火種、文化的傳播者。

紅軍的文化建設，并不僅僅是為了識字和讀報，而是要讓士兵理解“為什么而戰”。紅軍講政治課、講革命道理，讓戰士明白自己打的是一場“窮人翻身”的戰爭。這種信念讓他們在極端艱苦的長征途中依然保持隊形不亂。

1934年，中央紅軍被迫撤離江西，踏上二萬五千里長征。饑餓、嚴寒、疾病幾乎吞噬了一切，但紅軍戰士仍堅持學習。

每晚宿營，他們圍著火堆唱歌、學習、抄寫文件。有人在草鞋底夾著字典，有人在被單上抄下毛澤東的詩詞。

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使紅軍最終走出雪山草地，匯聚到陜北，迎來了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