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攜手登上科學巔峰的中國人,卻在此后用半世紀的時間老死不相往來。這段被稱為“科學史上最昂貴決裂”的故事,至今仍讓人唏噓不已。
1957年12月,兩位年輕的中國物理學家并肩站在斯德哥爾摩領獎臺上。35歲的楊振寧和31歲的李政道剛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首獲此殊榮的中國人。全場起立鼓掌,世界為之矚目。
然而誰能想到,這段輝煌的合作關系會在數年后徹底破裂。兩人從親密無間的伙伴變成不再往來的陌路,甚至為誰先提出“宇稱不守恒”思想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一場科學合作如何走向終點?創造性的張力何時變成了破壞力?這段跨越六十年的恩怨,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嘆息,更是對頂尖人才合作的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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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珠聯璧合,華人科學家的黃金時代
1946年,李政道懷揣僅有的3000美元赴美留學,而楊振寧已在美國物理學界小有名氣。兩人的相遇仿佛是命運的安排。
在芝加哥大學,這對中國搭檔開始了令整個物理學界矚目的合作。同事們形容他們是“形影不離的伙伴”,經常在實驗室和咖啡館里熱烈討論。當時正在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的楊振寧,與年僅20歲就獲得博士學位的李政道,形成了完美的互補。
一位物理學家回憶說:“楊擅長數學計算,是嚴謹的理論家;李則以物理直覺敏銳著稱。他們一起工作時,就像兩個完美嚙合的齒輪。”
這對“楊李組合”以驚人的效率產出成果。1956年,他們共同完成《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恒問題》論文,質疑了物理學界奉為圭臬的宇稱守恒定律。當時著名物理學家泡利甚至嘲笑說:“我不相信上帝是個弱左撇子。”
然而,吳健雄的實驗結果震驚了世界——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中確實不守恒。諾貝爾獎委員會以創紀錄的速度,在第二年就將物理學獎授予了楊振寧和李政道。
瑞典物理學家埃米里奧·塞格雷感嘆:“從來沒有這么年輕的科學家這么快獲得諾獎。”
02 裂痕初現,諾貝爾領獎臺上的微妙瞬間
然而就在最輝煌的時刻,關系的裂痕已悄然出現。
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細心的觀眾注意到一個細節:李政道夫婦選擇與瑞典國王同坐一桌,而楊振寧夫婦則單獨就座。這一安排打破了慣例,引發了諸多猜測。
更引人關注的是發言順序問題。按照諾貝爾獎慣例,獲獎者發言按姓名字母順序排列。但楊振寧提出,按年齡長幼排序更為合適——這樣他就可以先于李政道發言。
最終,楊振寧確實首先致辭。他在演講中引用唐代詩人李白的詩句:“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李政道在隨后的發言中,則選擇了西方科學家的名言。
這一細微的順序安排,成為兩人關系轉折的象征。
獲獎后,兩人的合作頻率明顯下降。從1948到1956的八年間,他們共同發表了32篇論文;而在獲得諾獎后的五年里,僅合作了6篇論文。
一位共同的朋友形容:“他們就像一對經歷過甜蜜熱戀后進入平淡期的夫妻,開始注意到對方身上那些曾經被忽略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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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徹底決裂,一場震動學界的公開分裂
1962年5月,《紐約客》雜志的一篇文章成為壓垮兩人關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楊振寧在接受采訪時,將宇稱不守恒的突破主要歸功于自己。當李政道看到校樣時,他感到“震驚和難以置信”。一場私下的分歧,演變成了公開的沖突。
兩人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辦公室發生了激烈爭吵。目擊者描述,平時溫文爾雅的兩位科學家都情緒激動,聲音傳遍了整個走廊。
此后,這對曾經最親密的科學伙伴徹底斷絕來往。他們不再交談,不再合作,甚至避免出席同一場合。
更令人遺憾的是,這場分裂波及了他們的家人。楊振寧的弟弟楊振漢曾說:“我們全家都感到非常難過。政道曾是我們家的常客,現在卻成了陌生人。”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主任奧本海默對此深感悲痛,他表示:“看到這些如此有才華的年輕人分開,就像目睹一場悲劇。”
04 各奔東西,分道揚鑣后的不同道路
決裂后,兩人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楊振寧在粒子物理學領域繼續深耕,提出了“楊-米爾斯理論”,這一理論后來成為標準模型的基石。他于1971年作為首位華裔科學家訪問新中國,為中美科學交流打開了一扇門。
李政道則專注于粒子物理和天體物理的交叉研究,提出了相對論性重離子碰撞理論。他同樣致力于推動中國科學發展,幫助創立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培養了大批中國物理人才。
有趣的是,兩人都曾在不同場合被問及與對方的關系。楊振寧通常避而不談,或僅表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李政道則偶爾會流露出更多情感,他曾說:“我們的合作就像婚姻的結束,痛苦而難忘。”
2003年,楊振寧從美國返回中國,定居清華大學。而李政道則繼續在美國從事研究。地理上的距離,似乎也象征著他們關系的終結。
05 歷史追問,誰是真正的思想先驅?
關于宇稱不守恒思想的起源,成為兩人爭論的核心。
楊振寧在1983年的文章中寫道:“我是第一個提出宇稱可能不守恒的人。”而李政道則在1986年回應:“這個想法是我們共同討論的結果。”
這場爭論持續了數十年,甚至在他們都已步入耄耋之年時仍未停止。2010年,楊振寧在網上發布了更多詳細資料;而李政道則選擇將全部相關資料捐贈給哥倫比亞大學,并規定至2026年后方可公開。
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對此評論:“這就像問蘋果落地是因為重力還是因為樹枝搖晃?科學發現往往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瞬間。”
或許,對科學優先權的執著,本身就是許多科學合作的阿喀琉斯之踵。當名譽、地位和歷史評價介入,原本純粹的學術探討就變得復雜起來。
2019年,97歲的楊振寧在清華大學被問及此生最大的遺憾。他沉默良久,最終沒有回答。而在大洋彼岸,93歲的李政道依然保持著他慣有的沉默。
兩位物理巨匠的決裂,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創造性合作是否必然伴隨著個性的沖突?那些推動科學進步的張力,是否也埋下了關系破裂的種子?
在科學與人文的交匯處,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理論的碰撞,更是人性的真實寫照。或許,天才之間的合作,就像宇宙中的雙子星——因相互吸引而綻放光芒,也因距離太近而彼此灼傷。
當我們在仰慕科學巨人的同時,也不禁要問:如果楊和李沒有決裂,他們還能為世界帶來怎樣的驚喜?這個問題,將永遠懸置在科學史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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