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為這部電影說點公道話

Nera

順便先說下，把凱瑟琳 ·畢格羅的《炸藥屋》翻譯成《炸裂白宮》有點怪吧，是為了致敬沙丹嗎？

很容易誤導人是《白宮陷落》之類的動作驚悚片。其實它不是，一點爆炸場面都沒有，導彈打的也不是白宮。

《炸藥屋》（2025）

這部片豆瓣評分6分多，不太高。在我看來這部片還是不錯的，有一個很棒的角度，說點好話吧。

這部電影最大的形式特點是三線敘事結構，用阿拉斯加格里利堡的士兵團隊、白宮戰情室的分析員，以及總統和顧問團隊三條線索，平行和重復展開一段不到20分鐘的時間。

特點是，每一條敘事線都如同一個孤立的信息和行動的「繭房」。

格里利堡的士兵掌握著戰術層面的現實，卻缺乏戰略全局觀；白宮戰情室的分析員擁有數據流，卻遠離物理后果；總統團隊手握最終決策權，卻因信息不完整且相互矛盾而陷入癱瘓。

這種結構，阻止了觀眾與任何一個全知全能的英雄角色產生認同。相反，觀眾成為唯一擁有全面（盡管仍是碎片化）視角的實體，從而產生了一種根植于無力感的獨特戲劇性反諷。

這種敘事重心的分散，以及人物的工具化，是畢格羅刻意追求的效果。她就是不想讓任何單一英雄來主導電影情節，主導對危機事件的拯救，事實上也根本不存在拯救。

這種「實時感」美學，或者說被延長的「實時感」，不僅僅是驚悚片中常見的懸念裝置，它更是對現代戰爭中時間危機的形式化再現。

影片中的角色始終在被動反應，從未有機會主動規劃。他們的對話簡短、功能化，服從于屏幕上不斷刷新的數據流和警報聲。這創造了一種幽閉恐怖的觀影體驗，時間流逝本身成為了最主要的反派。

影片也拒絕使用閃回，排斥了次要情節或專供發展角色血肉的場景，這些敘事調劑手法會打破時間張力。這種美學就使得觀眾去親身體驗那個指揮系統，它在人類能力的極限邊緣運行，承受著巨大的認知和情感壓力。

這就是影片的主題，在一個自動化和超高速戰爭時代，人類脆弱的控制能力是否足以應對？

畢格羅的另一個做法是，賦予整條反應鏈中不同層級以同等的敘事權重，這樣就將影片的焦點從政治驚悚片傳統的「偉人敘事」，比如英雄的總統，某個特立獨行力挽狂瀾的特工，轉移到一種集體性的、民主化的脆弱性體驗上。

觀眾不僅通過權力的眼睛，也通過體系內普通職員和士兵的眼睛來見證危機。

所以這部影片不僅僅是關于「制度危機」，也是關于「人的危機」。

我們看到格里利堡年輕士兵眼中的恐懼，看到戰情室分析員的瘋狂絕望，也看到總統肩上那無法承受的不確定性之重。

這種多視角方法，將核毀滅的抽象威脅變得非常個人化——即便是最大的政治符號總統，他的皮下仍然是一個脆弱的個人。片中跳樓的國防部長更是如此。

這種敘事結構本身就是畢格羅想表達的論點。影片的碎片化、無情的節奏，以及中心英雄的缺席，都是形式上的選擇，它們共同論證的結論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系統性復雜性已然壓倒個體能動性的世界，全人類的安危都系于這種系統性之上。

影片中的「制度脆弱性」，包括偵測失敗、攔截失效、決策遲緩，是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核指揮系統所承載風險的一種精確寓言。

技術本身無法提供一種精確的答案，而決策人也因為過度依賴機器提供的信息，或在機器數據模糊、矛盾時陷入癱瘓。所有人被困在一個反饋循環中，努力核實一個他們被告訴要信任但實際上正在失靈的系統所提供的數據。

因此，影片真正的危機并非來襲的導彈，而是防御系統本身的不透明和過度復雜。這場危機本質上來說是一場認識論的危機：人們再也無法確定何為真實。

這不僅和畢格羅在職業生涯中對媒介化現實的長期迷戀一脈相承，也是一種非常深刻的當代恐懼。某種程度上，它超越了《奇愛博士》和《奇幻核子戰》這些經典的核戰電影。

《炸藥屋》越過了冷戰時期關于人為錯誤的敘事，進入了「后人類錯誤」的領域。

順便說下，核威脅電影作為政治驚悚片的一個重要亞類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始終扮演著地緣政治焦慮的文化晴雨表。

庫布里克的《奇愛博士》對于剛剛經歷過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觀眾而言，影片中因意外而觸發核浩劫的設定并非天方夜譚。

《奇愛博士》（1964）

影片精準地諷刺了當時的核戰略，比如核威懾理論，它的失敗之處在于它的存在被嚴格保密。還有所謂的相互確保摧毀，影片將它的邏輯推向了恐怖而荒誕的極致。「末日機器」是這一理論的實體化身，一個為確保報復而剔除「人為因素」的自動化系統，而這恰恰成為了世界毀滅的直接原因。

還有關于先發制人和故障保險的失靈，庫布里克諷刺了核指揮和控制系統的內在矛盾——為確保二次打擊能力而設計的去中心化系統，反而創造了被利用于發動第一次打擊的致命漏洞。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另外一部核威脅電影是《獵殺紅十月》。

和《奇愛博士》中那個失靈的系統不同，《獵殺紅十月》將美國的軍事和情報機構描繪成一臺運轉良好的機器，它由能干、敬業的專業人士操作，看上去無懈可擊。

《獵殺紅十月》（1990）

沖突的解決并非依靠偶然，而是憑借卓越的分析能力、先進的技術，以及優越的道德價值觀。蘇聯體制被展現為腐敗和失敗的，導致其最優秀的人才選擇叛逃。而美國體制雖然存在懷疑論的強硬派，但最終聽取了理性聲音。

這部電影可被視為一種冷戰晚期的勝利主義表達，它向觀眾保證，美國體系是有效的，它的價值觀也值得捍衛。這個體系的專業人員有能力在不訴諸《奇愛博士》式末日瘋狂的情況下，駕馭復雜的危機。

觀眾需要意識到，這部電影是一種關于制度能力的理想化想象。

加上《炸藥屋》，這三部電影描繪的地緣政治世界截然不同。《奇愛博士》是一個穩定得可怕的兩極世界，唯一的威脅來自內部的瘋狂。《獵殺紅十月》描繪了一個轉型中的兩極世界，個人能動性可以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

但到了《炸藥屋》，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多極世界，威脅是匿名的，而「歸因」成為了危機的核心環節。核心問題不再是如何阻止敵人發動戰爭，而是當不知道敵人是誰時，該如何應對。

畢格羅是想提醒所有人，后冷戰的時期，核威脅并未遠去，盡管地緣政治威脅的具體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蘇聯這一明確而現實的危險，發展到21世紀無形的焦慮，但電影的核心恐怖始終未變：人類和體系的有限性，無法處理這種毀滅世界的力量。

凱瑟琳·畢格羅在她的「國家安全三部曲」的最終章中，嚴峻地提醒我們，危險只增無減，并且正在悄然常態化。

相比《拆彈部隊》《獵殺本·拉登》這兩部，《炸藥屋》也是畢格羅迄今為止在形式上最大膽、在思想上最悲觀的電影。

它像是畢格羅個人復雜的主題軌跡走到了終點。這條軌跡始于她早期作品中浪漫的反威權主義，經過中期程序劇中偏執的個人主義，最終抵達一個描繪集體無力感的嚴酷愿景。

影片的終極力量就在于它結構和主題的內在統一性。多線敘事、實時節奏，以及對系統性失靈的聚焦，共同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在超越人類理性和理解能力的技術復雜性面前，個體已經失去了駕馭的能力。那種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政治驚悚片，也過時了。

電影的結局就像是把觀眾帶到懸崖邊上，那里就仿佛人類理性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