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的黃昏？人民幣撬動中東的三種姿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5年10月初發布的全球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顯示，截至第二季度末，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降至56.32%，創下自1995年以來的新低。

與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比持續下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民幣在國際能源結算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沙特對華石油貿易中人民幣結算占比首次突破45%，較2023年翻番，同時沙特兩大國有銀行正式接入中國跨境支付系統（CIPS），逐步擺脫對SWIFT渠道的依賴。

這些數據背后，是石油美元體系結構性松動的加速。2025年6月，美國與沙特延續50年的“石油美元協議”到期后未續約，沙特明確表示將積極推動多幣種結算機制。

與此同時，中國與沙特通過數字人民幣完成的首筆原油跨境結算，將交易時間從傳統美元結算的3～5天壓縮至2小時以內，技術效率的提升正重塑能源貿易的底層邏輯。

石油美元的黃昏，已從趨勢預測轉化為正在發生的現實。這一變革不僅源于產油國對美元單極主導風險的擔憂，更得益于人民幣在結算通道、資產循環和實體經濟紐帶上的系統性突破。這三大姿勢，推動全球貨幣秩序向多極化格局深刻轉型。

姿勢一：能源結算直擊“石油美元”命門

中東能源結算體系的變化首先源自產油國立場正在發生的深刻轉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沙特等國與美國維持著默契的石油美元體系：用美元購買石油，將美元投資于美債，以換取美國安全保障。但這種隱性協議的穩定性今日正被質疑。

2023年初，沙特財政大臣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對使用美元以外貨幣進行石油結算持開放態度。這一轉變首先源于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擔憂。美國近年來頻頻將美元體系“武器化”，對俄羅斯等國實施金融制裁。俄烏沖突爆發后，西方凍結了俄羅斯約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這一前所未有的舉措令全球儲備持有者警醒——單一依賴美元體系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

產油國的多元化訴求也日益明顯。中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進口國和海灣石油最大買家。2024年中國與沙特阿拉伯的雙邊貿易額達到1075.3億美元，沙特連續多年是中國在中東地區第一大貿易伙伴，其中，中國自沙特進口原油7863.9萬噸。

在這種貿易格局下，以人民幣結算部分石油貿易，既有助于穩固這一巨大市場，也符合產油國經濟多元化的長期利益。沙特等國事實上是在尋求與中美之間的平衡，通過開放人民幣等多種貨幣結算來“去政治化”、降低對單一盟友的過度依賴。

美國自身角色的轉變也動搖了石油美元協議的基礎。頁巖革命使美國原油產量飆升，從凈進口國轉變為能源凈出口國。當美國不再是石油“買家”而成為“競爭者”時，與沙特等產油盟友的戰略關系面臨調整。加上近年美沙因卡舒吉事件、也門戰爭、油價政策等多次摩擦，互信有所削弱。“石油換安全”的舊平衡已有所失衡。

中國則在這一進程中扮演催化角色。2022年底，在中阿、中海峰會上，中國明確表示將努力以人民幣購買海灣地區的石油天然氣。2023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與沙特央行簽署了5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為兩國貿易創造了本幣結算的條件。

同時，中國正著力搭建以人民幣計價的能源交易平臺。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貨合約（INE）于2018年上線，以人民幣計價結算。僅數月后，上海原油期貨交易量已占全球主要原油期貨市場約14.4%的份額，削弱了布倫特和WTI的壟斷地位。

經過多年發展，該交易中心已坐穩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貨的交椅，在亞太地區形成了重要的價格影響力，國際參與度不斷提升，已經成為全球原油市場定價體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中國發展人民幣計價基準水到渠成。上海原油期貨的活躍為亞洲買家提供了反映區域供需的價格參考，也為用人民幣直接購買中東原油提供了可能的通道。能源貿易人民幣結算從理念走向現實，石油美元的獨占地位正在悄然動搖。

姿勢二：金融循環構建“資本之錨”

僅有貿易結算層面的突破還不夠，更深層次的是打造一個使人民幣資金能夠“流進來又用得出去”的金融循環體系。關鍵在于讓流入中東的人民幣真正“沉淀”下來，并在當地形成再投資、再循環的渠道。

中國財政部在中東發行人民幣主權債券是一次有趣的金融創新。2024年11月，中國在利雅得發行20億美元債券，認購訂單總額達397億美元，超額認購近20倍。這一超額紀錄反映了中東及全球投資者對中國主權信用的信任。

這種“美元債-人民幣貸”的融資閉環具有深遠意義：中東投資者購入中國美元債，資金進入中國或“一帶一路”沿線項目；中國隨后以人民幣資源投向中東的基礎設施和產能合作項目。如此一來，中東持有的美元經過“中國債券-人民幣貸款”的轉化，逐步沉淀為人民幣計價資產。

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是完善金融基礎設施的關鍵一步。自2015年上線以來，CIPS參與者數量和業務規模連年大增。2024年CIPS處理跨境人民幣支付金額約達175.5萬億元，同比增長43%。截至2025年5月，CIPS參與機構已增至1683家，覆蓋六大洲。

值得一提的是，CIPS最近吸收了來自中東和非洲的外資銀行作為直接參與者。盡管CIPS的規模相對SWIFT仍有限——人民幣通過SWIFT的支付占比僅約3%，美元仍占近50%——但CIPS的拓展表明人民幣支付網絡效應正在形成。

中央銀行本幣互換協議也在擴大范圍。截至2023年底，中國已與40多個國家建立人民幣互換安排。這些互換線為他國央行提供了獲取人民幣流動性的渠道，可用于支持雙邊貿易投資，甚至應對美元流動性危機。中沙央行新近簽署的500億元人民幣互換，正是為兩國資金往來提供“備用橋梁”。

從中東國家角度看，參與人民幣金融循環符合其自身戰略。海灣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龐大，當前中東主權基金總資產約4萬億美元，預計2030年可增至10萬億美元。

長期將絕大部分儲備投入美元資產存在收益和風險的問題，政治風險也可能使部分資產不可及。因此增配人民幣資產成為可以理解的趨勢。阿布扎比投資局（ADIA）持有的中國權益資產占其權益投資組合的比重，從2019年底的4.5%激增至2023年一季度的22.9%。

科威特投資局對中國的投資在過去15年增長了近50倍，中國已成為其全球投資組合中的第二大目的地。沙特的公共投資基金（PIF）也宣布將在中國內地開設辦事處。這些舉措表明中東“石油金主”正將更多資金配置于人民幣資產。

態勢三：實體經濟筑牢“信任之基”

貨幣的接受度最終取決于對發行國經濟實力和合作深度的信任。人民幣要在中東立足，需要以廣泛深入的實體經濟合作做支撐。

近年來中國與海灣國家的經貿已從單純的石油貿易擴展到基礎設施、制造業、高新技術等領域。沙特“愿景2030”與中國“一帶一路”的對接，正打造多維度的利益共同體。

在沙特利雅得近郊，中沙合作共建的“中沙特殊經濟區”項目正在推進，占地4平方公里，將包含物流與輕工業園、國際貿易中心及配套生活區。該園區預計將有逾3000家貿易零售商和200多家輕工制造企業進駐。這一項目將帶動大量以人民幣計價的設備、物資和服務，并在當地形成人民幣結算的現實需求場景。

吉贊經濟城是中沙產能合作的旗艦項目，中國企業投入已超過213億美元。吉贊經濟城吸引了100多條當地供應鏈，成為國家發改委列出的20個重點境外園區之一。大量基礎設施和工廠建設意味著大宗商品、工程服務和人力往來都出現人民幣結算的契機。

中國與中東也在加速高新技術領域的合作。從5G通信到新能源，從人工智能到航天航空，都出現中東國家引入中國技術的案例。華為公司已在沙特參與5G網絡建設，中企也承建了阿聯酋的光伏電站。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綠色能源領域合作。沙特致力于成為全球氫能和可再生能源的領先供應國，與中國在該領域互補性強。2022年沙特與中國簽署了價值超過30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涵蓋新能源、科技、制造業等。

上海振華重工為NEOM港口提供全自動化起重機，中國能建集團承建了沙特2吉瓦的太陽能電站。這些項目中大量設備、技術和工程服務來自中國，在付款上以人民幣計價具有現實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這類高科技項目往往周期長、規模大，對合作穩定性要求極高。中東國家在此過程中感受到中國作為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和人民幣幣值的相對穩定。

一個正在形成的良性循環是“石油換人民幣，人民幣換商品/投資”。沙特等國通過賣油獲得人民幣后，可以直接用人民幣從中國購買工業制成品、承包基建、獲取技術，或將人民幣投資于中國境內或第三國項目。海灣資金還可攜人民幣參與非洲、南亞等地的中資項目。如此一來，人民幣成為多邊貿易投資的媒介，形成穩定閉環。

深層動因與現實挑戰

石油結算體系的變化并非偶然，而是深層歷史動因使然。美國自身政策在無意中加速了去美元化進程。近年來美國屢次舉起金融制裁的大棒，向世界傳遞美元可被作為“核選項”的信號。即便傳統盟友也心生顧慮。美國國內聯邦債務高企、頻繁的債務上限危機、美聯儲快速加息導致新興市場資本外流——這些都在客觀上削弱了美元作為全球公共品的信任度。

全球格局多極化演進也在呼喚更平衡的國際貨幣體系。新興經濟體在全球GDP和貿易中占比大幅上升，卻長期受制于美元和歐元。截至2023年底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約58%，歐元約20%，人民幣雖已上升但僅占2.3%。這種貨幣權力與經濟實力的不對稱激發了“貨幣公正”的訴求。金磚國家及“全球南方”陣營越來越不滿于美元霸權對政策獨立性的牽制。

然而，石油美元體系的松動并不等于其頃刻崩塌。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仍存在現實挑戰。

首先，美元經過數十年全球使用，建立了深厚的網絡效應和慣性。美元仍占全球貿易結算的一半以上，外匯交易近九成涉及美元。各國央行、企業和投資者對美元的使用習慣短期內難以改變。

其次，人民幣成為真正國際資本貨幣仍存掣肘。中國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對人民幣出入境設有管理。這在維護匯率穩定的同時，也降低了人民幣資產的流動性。外國投資者若無法自由匯出人民幣收益，會謹慎增加持有量。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與成熟度也有待提高，美國債券市場規模是中國的數倍，美元計價資產品類齊全。

最后，地緣政治博弈不容忽視。美元地位涉及美國核心利益，不可能對去美元化趨勢坐視不理。美國及其盟友可能通過外交、金融手段維護美元霸權，這在歷史上已有先例。

結論：世界在邁向多極貨幣時代

半個多世紀以來，“石油美元”構筑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支柱。如今這一支柱正在出現黃昏的剪影——并非轟然倒塌，而是日漸褪色。“黃昏”并不意味著美元作為石油結算貨幣會立刻消亡，而是預示著單極貨幣霸權時代正走向終結。

人民幣通過能源結算、金融循環、實體經濟這三種渠道在中東發力，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生動注腳。當沙特開始考慮以人民幣售油，當中東資本樂于持有人民幣資產，當中資項目扎根中東并用人民幣交易，石油美元的獨占地位便在悄然松動。

一個更加多元均衡的國際貨幣新秩序正在孕育。美元、歐元、人民幣以及其他區域性強勢貨幣將共同發揮作用，各國可依據自身利益選擇適宜的結算儲備貨幣。

這樣的多極化格局比單一美元本位更具韌性，也更符合當今世界力量對比的現實。中國和中東國家的探索不是通過對抗舊秩序來建立新霸權，而是通過構建新型伙伴關系來分散和稀釋舊霸權的影響。

人民幣在中東的崛起與石油美元地位的相對衰退，其意義超越了“一國一幣”的興衰，更代表著全球金融治理向民主化、多樣化邁進的一步。這一變遷的核心是世界正在走出“美元中心主義”的迷霧。前路仍有波折，但石油美元的長日將盡，多極貨幣的曙光已現。

No.6592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簡介：北大匯豐商學院智庫世界經濟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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