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兩個手握重兵卻始終沒有出兵的軍閥，他們都是誰？

從盧溝橋的槍聲響起，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整個中華大地，可以說都卷入了一場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

那時候，無論黨派，無論背景，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應該扛起抗日的責任。川軍、滇軍、桂軍……這些地方部隊都為抗戰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然而，就在全國上下同仇敵愾的時候，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卻有那么兩個人，他們手里攥著幾十萬的軍隊，地盤穩固，槍炮精良，但在整個抗戰期間，卻始終沒有派一兵一卒到前線去。

他們就像是這場全民戰爭中的“局外人”，冷眼旁觀著中原大地的戰火紛飛。

地處偏遠還是另有圖謀？

其實一位便是控制著整個新疆的盛世才。一提到新疆，我們都知道，那地方在中國的最西邊，離當時的抗日主戰場十萬八千里。盛世才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把它當成了自己不出兵的最好理由。

盛世才這個人，非常不簡單。他不是新疆本地人，而是東北人，靠著權謀和手段，在三十年代初成為了新疆的實際統治者，人送外號“新疆王”。

他上臺后，大搞改革，發展經濟，看起來很有作為。

同時，他也牢牢抓住了軍權。到了抗戰爆發前后，他手里的兵力相當可觀。

根據一些資料的描述，在1942年左右，盛世才的麾下已經擁有了包括第128師、暫編第3師在內的至少六個師的兵力，還有炮兵團、特務團等直屬部隊，裝備了不少從蘇聯搞來的武器，也就是所謂的“蘇械部隊”，實力在全國各路軍閥中都排得上號。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多次希望新疆能夠出兵或者提供物資支援。但盛世才每次都以“新疆地處邊陲，防御薄弱”或者“交通不便，難以馳援”為由，一口回絕。

他的理由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新疆確實遠，而且當時與蘇聯接壤，防務壓力也很大。

但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這背后藏著盛世才自己的“小九九”。他心里最清楚，他能當上“新疆王”，靠的不是南京的國民政府，而是北邊的蘇聯。

從他上臺開始，就和蘇聯走得非常近，甚至一度喊出了“親蘇反蔣”的口號。蘇聯不僅給他提供經濟援助，還派來了軍事顧問，甚至直接派兵進駐新疆哈密幫他穩定局勢。

在盛世才看來，蘇聯才是他最可靠的靠山。

他盤算著，只要抱緊蘇聯的大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打到新疆來，他又何必為了支援遙遠的內地戰場，而消耗自己的實力呢？

說白了，盛世才考慮的從來不是國家民族的大義，而是他自己的獨立王國。他的軍隊，是用來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工具，是他在新疆說一不二的資本。

一旦把部隊派出去，不僅自己的地盤可能空虛，讓別人有可乘之機，而且萬一在戰場上被打殘了，他這個“新疆王”的寶座也就坐不穩了。所以，他寧愿在自己的地盤上當一個土皇帝，也不愿意為全國的抗戰大局貢獻一絲一毫的兵力。

坐守后方意在自保

說完了西北的盛世才，咱們再把目光轉向祖國的西南地區。在那里，同樣有一位實力雄厚的軍閥，做出了和盛世才同樣的選擇。他就是長期盤踞在西康省的“西康王”劉文輝。

和盛世才這個外來戶不一樣，劉文輝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是川系軍閥中的重要人物。他的人生經歷也挺傳奇，曾經一度是四川實力最強的軍閥，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他手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實力鼎盛，號稱擁有“七個師、二十多個旅、兵力超過十二萬”。后來，他在和侄子劉湘的“二劉之戰”中失敗，被迫退守到了當時還比較貧瘠的西康地區。

雖然丟了富庶的成都平原，但劉文輝在西康勵精圖治，依然保留了相當的實力。

到了抗戰期間，他牢牢控制著西康，手下據說仍有近十萬人的部隊。西康這個地方，地處青藏高原邊緣，崇山峻嶺，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這片特殊的地理環境，成了劉文輝“按兵不動”的天然屏障。

和盛世才一樣，當抗戰的烽火燃起時，劉文輝也選擇了保存實力。他的理由和盛世才也有些相似。

西康地處大后方中的大后方，日軍的鐵蹄根本不可能踏足這里。他認為沒必要把自己的老本賠進去，去打一場看似和自己關系不大的戰爭。

作為地方軍閥，劉文輝最擔心的，就是被中央軍“吞并”。他害怕一旦把自己的主力部隊派出去抗日，蔣介石就會趁機派中央軍進入西康，把他這個“西康王”給架空了。

在他看來，相比于遠在天邊的日本人，近在咫尺的蔣介石才是對他威脅更大的人。

不過，和盛世才一毛不拔的強硬態度相比，劉文輝還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的。

他雖然沒出兵，但據說曾以個人名義向國民政府捐了五十萬現大洋作為抗日軍費。這筆錢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

一方面可以堵住悠悠眾口，表明自己的抗日立場；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政治智慧，花錢消災，避免因為“不抗日”的罪名而成為眾矢之的。

但無論如何，捐錢和出兵是兩碼事。

在整個抗戰最艱難的歲月里，他那近十萬裝備精良的軍隊，始終都駐扎在西康，沒有踏出省界一步。

“保存實力”？

什么是軍閥邏輯？簡單來說，就是地盤和軍隊是我的私有財產。

在他們的觀念里，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排在個人和派系利益之后。民國時期，軍閥混戰多年，大家早就習慣了“有槍便是草頭王”的生存法則。誰的軍隊實力強，誰的地盤大，誰就有話語權。

盛世才和劉文輝正是這種邏輯的典型代表。他們都把自己的部隊視作私人武裝，是萬萬不能輕易消耗的。

他們擔心的不是國家會不會滅亡，而是自己的“獨立王國”會不會被吞并。盛世才擔心蘇聯靠不住，更擔心蔣介石會清算他；劉文輝則是在與侄子的爭斗中吃了大虧后，更加把自己的軍隊看得比命還重。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確實為他們的“作壁上觀”提供了客觀條件。

新疆和西康都遠離主戰場，日軍的直接威脅很小。這讓他們不像那些地處前線的軍閥，比如山西的閻錫山，或者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面臨著火燒眉毛的亡省危機。

沒有切膚之痛，自然也就少了那種必須奮起反抗的決絕。

但這種選擇，也讓他們與那些毅然出征的軍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比如劉文輝的同鄉川軍，在裝備極差、補給困難的情況下，幾百萬川中子弟前仆后繼，傷亡極其慘重，為抗戰勝利立下了不朽功勛。

還有滇軍和桂軍，也都在正面戰場上打出了中國人的威風。與這些把民族大義放在首位的軍隊相比，盛世才和劉文輝的選擇，在當時和后世都受到了不少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