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把壓橋機再往前挪半米!”——1952年5月16日清川江畔的夜色里,楊連第對身邊戰士喊完這句話,巨響已近在耳邊。彈片劃破寒風,只留下短暫的回聲。三十三歲的鐵道兵副排長倒在鋼軌旁,額角微微滲血,再沒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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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進入僵持期后,美軍空襲轉向所謂“絞殺戰”,專挑運輸要道下手。清川江大橋、沸流江大橋、價川車站,這些名字在作戰地圖上被紅圈標得密密麻麻。志愿軍后勤要生存,橋就得挺住,誰能把橋搶出來,誰就是前線看不見的“生命救火隊”。楊連第就是這樣闖進戰爭敘事的。
時間往回撥三年。1949年冬,鐵道縱隊在隴海線8號橋遇到棘手難題:橋墩高45米,頂部還被炸得凹凸不平。能不能提前二十天完工,關系到整個東西交通大動脈。楊連第自制單面腳手架,綁著繩索爬到墩頂,只用一塊木板擋碎石。百余次小型爆破以后,五座橋墩齊刷刷“抹平”。“登高英雄”這一綽號,是同伴看他從45米高處跳下腳手架時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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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爆發后,鐵道兵番號改為志愿軍鐵道工程司令部,楊連第原本在國內指導鐵路搶修。有人勸他:“留后方也立功,何必冒險?”他把軍帽往前一按:“部隊去哪我去哪。”1951年初夏,他同第一批鐵道兵一起過了鴨綠江。很快,沸流江大橋成了一次硬仗。美軍喜歡白天狂轟濫炸,鐵道兵只能夜修,工程進度慢得像蝸牛爬。楊連第索性研究炸彈間隙,掐著表搶白班:轟炸中斷七分鐘,就搶干七分鐘。一套流程跑熟,整座橋提前三天通車,這便成了鐵道兵日后“間歇作業法”的雛形。
志愿軍副司令洪學智常說,清川江大橋若斷,前方吃緊就會像脫線的風箏。1952年春,十幾波B-29飛來把橋炸成廢鐵,橋墩裸露在湍流上。命令很直接——七天復通。水深流急,搭人形便橋屢屢失敗。楊連第提出用廢舊鋼軌作浮筒,將兩端封死,再橫向焊接,拼成臨時浮橋。當晚試驗,浮橋穩得出奇,戰士們大呼“真行”。可突擊隊剛推運料車,美機又撲來,炸彈一連十幾顆。洪水夾著鋼片翻起水墻,楊連第被卷進江心,順流漂了二十米才被拉上岸。戰友驚魂未定,他卻死死攥著鉗子,輕聲嘀咕:“工器別丟,下趟用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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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夜,浮橋初成,單線行車恢復。清晨,美機突然采用“拋撒炸彈帶”戰法,密集爆破讓橋梁位移五厘米。楊連第指揮戰士架壓橋機對位,正調試時一枚250磅航彈爆炸,彈片擊中他的頭部。有人說那枚彈的戰號在作業記錄里依舊可查,編號K-1028,卻再也沒人關心它的出處。戰士們把楊連第抬下施工面,等轟炸平息,浮橋重新歸位,列車照點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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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傳回司令部,彭德懷在批示里寫下“追授一等功”。可是一紙建議引來爭議:不少干部認為楊連第服役僅兩年,且職務不高,授一等功偏離慣例。會議僵了半天,文件被送往北京。毛澤東看到名字,沉吟幾秒,說:“此人,我在京聽他匯報過。炸彈不長眼,他為什么在橋上?為志愿軍搶時間。既然爭,索性授特等功。”批示流出,異議自然消弭。
1952年8月,經志愿軍總部批準,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同時頒發“金星獎章”“一級國旗勛章”。一紙電報越過鴨綠江,送到天津楊家胡同。妻子孫玉珍握著電報,愣了半晌,才擠出一句話:“他又不肯多活幾年。”街坊聽見動靜,默默把鞭炮和鑼鼓都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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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連第留下的,是一套后來寫進《戰時鐵道橋梁手冊》的施工守則:間歇作業、鋼軌浮橋、單面腳手架。1953年后,這三套方法在全國戰后鐵路搶修中反復被引用。鐵道兵內部評價頗為直接:“連第辦法,頂一列裝甲列車。”有意思的是,一些西方學者在研究志愿軍后勤時,也專門點了他的名字,稱其為“無聲卻高效的對抗樣本”。
晚年的洪學智憶及清川江,再提楊連第,只說了四個字——“命硬橋更硬”。糙漢子的敬意幾乎溢出紙面。如今,京津城際延伸線的某段箱梁上仍刻著“登高”二字,用來提醒檢修工供電區段風大危險。要是有人好奇問起緣由,管片工大多只回答一句:“老傳統,別追根。”其實這句含義再簡單不過:活人得記住那位把工具攥到最后一刻的登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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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川江水仍在流,209米的臨時浮橋早被新橋取代。鋼軌和枕木的撞擊聲依舊脆響,像一連串不肯斷的問號:如果再來一次緊急搶修,誰會第一個爬上橋墩?規章制度可以不斷修訂,人的勇氣卻難以復制。不得不說,戰爭留下的某些名字,是通過鋼與火在時間里硬刻出來的,永不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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