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來稿,來自一位曾經的法官助理。她在法院待了八年,把青春留在了審判席前,最后還是不忍地選擇了離開。她的故事里面有我們一些小伙伴的影子——那種剛入行時眼里有光的樣子,還有后來在現實和各種規則之間感到的無奈。“我的入額報告,該由誰‘判決’?” 她的問題很戳心,她的故事,或許會讓你感同身受。
抽屜最底下,壓著畢業時在模擬法庭拍的那張照片。法袍是租來的,皺巴巴不太合身,手里的塑料法槌卻被我攥得死緊,對著鏡頭笑出了一口白牙。那時常跟同學說,以后非得進真正的法院,敲響真正的法槌,讓判決書上落了自己的名字。
八年過去了。指尖劃過泛黃的相紙,心里還是會咯噔一下——2020年冬天,我還是遞了辭職信,帶著一身案卷的油墨味,離開了那個曾經讓我做夢都想進去的地方。
2012年畢業,律師行情正火。同寢的阿玲進了律所,第二年掙的就比我兩年還多。過年聚會,她挎著新買的包,說案子已經排到下半年了。我拿著法院的實習工資,租住在城郊,每天擠一個鐘頭公交上班,卻總覺得前頭有光。單位老同志說,好好干兩年書記員,就能提助理審判員,雖說沒有最終簽發權,但能主持庭審、敲法槌,也算半個法官了。我每天最早到辦公室擦桌子、整理卷宗,最晚一個下班核對筆錄,午休就抱著老法官的判決書反復啃,連標點符號都琢磨,就盼著哪天判決書落款處能寫上自己的名字。
2015年,我真當上了助理審判員。第一次獨立開庭前,我把案卷翻得卷了邊。開庭前半小時,我在休息室反復比劃敲槌的力道。那場庭審的判決書,初稿是我一個字一個字斟酌著寫的,雖然最后簽發的還是審判長,但他只改了幾個詞。我把那份判決書復印了一份珍藏起來,那是我職業生涯的里程碑。
可司改一來,眼前的路變了。入額要遴選,名額掰著手指都數得過來。更憋屈的是,院里開始頻繁從其他單位調人過來當法官助理——有司法局搞行政的,有檢察院管檔案的,等等。2017年調來的李姐,之前在區檢察院做中層副職,剛來時分不清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順序。可就因為符合資格,二年就順順當當入了額。她第一次作為審判長開庭,流程都搞倒了,休庭時我偷偷把她拉到一邊,把要點寫在便利貼上塞給她。
我桌上的卷宗堆得比電腦還高,每年辦案數在庭里排第一,大部分判決書的初稿都出自我手,文書評查回回優秀。可入額名單上從來不見我的名字。2019年年底,我又去找庭長。他嘆了口氣:“名額就這幾個,上面要考慮各種因素,你再等等,下次一定有你。”我看著他那杯涼透的茶,突然就沒了力氣——這已經是第三個“下次”了。
比我早進法院的老張已經走了。他當了十年法官助理,頭發好像都等白了,最后考到區司法局當了個副科長。臨走前跟我說:“實在熬不動了,在那邊至少能解決個職級,不用再看著別人拿著我寫的判決書去敲法槌,自己連署名的資格都沒有。”
2020年冬天來得特別早。下第一場雪的時候,我正整理年終卷宗。看著雪花一片片蓋住法院的門牌,手里剛寫完的判決書,又一份需要送去給入額法官簽名的文書,眼眶突然就熱了。那時我已經查出了頸椎病,神經衰弱也感越來越重,電話鈴一響就心慌。
更堵心的是,我連開庭的資格都沒有。幼小的女兒常問:媽媽,你為什么從來不穿法袍呢?” 我答不上來!過年回家,年邁的母親拉著我的手勸我別太死心眼。看著她鬢角的白發,我突然覺得自己特別不孝——八年了,沒讓父母分享過一次我心底的快樂。
辭職報告被批準的那天,我在法院門口站了很久。看著同事們抱著卷宗匆匆忙忙上下樓,看著有人穿著法袍去開庭,眼淚還是沒忍住。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張磨得發白的門禁卡。收拾東西時,我把那份珍藏的、自己起草的第一份判決書復印件,這張門禁卡,還有畢業時那柄塑料法槌,一樣樣收進紙箱。抱著箱子走出法院大樓時,我回頭望了一眼這棟熟悉與不舍的大樓,心里空了一大塊——我寫了上百份判決書,卻從來沒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
現在我在一家國企做合規,不用再面對堆積如山的卷宗。可每次路過法院,還是會停下腳步多看幾眼。看見有人穿著法袍從里面走出來,總會想起當年的自己,那個攥著塑料法槌、眼里有光的姑娘。可我從不后悔當初選擇走進法院,只是遺憾,沒能走到最后。如果重來一次,我大概還是會選法院這條路,只是希望,努力能被看見,付出能得回報,讓每一個用心辦案的人,都能堂堂正正地在判決書上,寫下代表責任與公正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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