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政壇的權力棋局中,何應欽堪稱最復雜的棋手之一。
這位被戲稱為“何婆婆”的貴州將軍,表面溫吞如水,實則暗藏鋒芒——從黃埔軍校總教官到國防部長,從逼宮蔣介石到與土木系纏斗,他的每一步都藏著對兵權與錢袋的精準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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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奠基:從總教官到蔣介石心腹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何應欽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背景被蔣介石相中,擔任總教官兼教導一團團長。
彼時的他,與蔣介石同為同盟會舊人,卻因“冒險犯難”的作戰(zhàn)風格深得蔣心。東征陳炯明時,何應欽率黃埔學生軍以少勝多攻克淡水城,更在棉湖戰(zhàn)役中親率衛(wèi)隊反沖鋒,保住黃埔軍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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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曾感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何應欽。”這份信任讓他在1926年北伐中升任第一軍軍長,成為黃埔系僅次于蔣介石的二號人物。
權力裂痕:逼宮事件埋下猜忌種子
然而,1927年桂系逼宮事件成為轉折點。當李宗仁、白崇禧要求蔣介石下野時,何應欽未如蔣期望般挺身反對,反而低頭默許。
蔣事后痛言:“當時只要他說一句話,我可以不走。”這次“失語”讓蔣介石對何應欽產(chǎn)生永久猜忌。
盡管何應欽隨后在龍?zhí)稇?zhàn)役中擊潰孫傳芳五萬大軍,蔣介石復出后仍借機削其兵權,將第一路軍改編為集團軍后僅任參謀長。
這種“明升暗降”的權術,成為蔣何關系的常態(tài)——蔣既需何應欽的軍事才能,又防其坐大。
黃埔與土木:派系纏斗中的生存術
黃埔系內部并非鐵板一塊。何應欽以“四大金剛”劉峙、顧祝同、蔣鼎文、錢大鈞為羽翼,而陳誠的土木系(源于第11、18師,“十一”為“土”,“十八”為“木”)則成為蔣介石制衡何應欽的利器。
1925年棉湖戰(zhàn)役中,陳誠以三炮擊退敵軍,搶走何應欽風頭,埋下兩人二十年恩怨。蔣介石復出后,借整編之機將陳誠從副師長提拔為警衛(wèi)司令,更在1930年中原大戰(zhàn)后讓陳誠接任何應欽的軍政部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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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應欽則通過掌控新兵訓練、鹽稅等財源反制——1929年他安排親信何輯五任揚州鹽政長官,試圖將錢袋攥在手中,卻遭蔣介石以“新兵虐待事件”為由撤職,敲打之意昭然若揭。
抗戰(zhàn)風云:從妥協(xié)到反攻的復雜角色
抗戰(zhàn)期間,何應欽的權力達到頂峰,卻也飽受爭議。
作為軍政部長,他主持制定《何梅協(xié)定》,承認日軍在華北的特殊勢力范圍,被罵“賣國參謀長”;但作為中國戰(zhàn)區(qū)陸軍總司令,他又指揮滇西反攻,率71萬美械裝備部隊擊潰日軍,獲羅斯福金柳勛章。
1944年日軍攻至貴州獨山,他坐鎮(zhèn)貴陽督戰(zhàn),擊退敵軍后轉任陸軍總司令,管4個方面軍、28個軍,成為實際上的軍事統(tǒng)帥。
這種“既妥協(xié)又抗戰(zhàn)”的矛盾形象,折射出國民黨高層在存亡之際的權力博弈——蔣介石既要借重他的軍事才能,又要防其借機擴張勢力。
晚年沉浮:從權力巔峰到政治花瓶
1949年,何應欽在權力巔峰時謀劃“第二次廢蔣”,試圖借代總統(tǒng)李宗仁之名收回兵權,卻被蔣介石一紙密電反制,最終黯然赴臺。
在臺灣,他歷任“總統(tǒng)府戰(zhàn)略顧問”“三民主義大同盟主任委員”,看似位高權重,實則被剝奪實權,成為“政治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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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他在臺北病逝,享年98歲。臨終前,他留下“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的絕筆,道盡一生權謀與遺憾。
何應欽的一生,是民國權力場的縮影。他表面溫吞如“何婆婆”,實則心機深沉,善用兵權與財源鞏固地位;他既非純粹的“野心家”,也非無欲無求的“老好人”,而是在蔣介石的猜忌與派系纏斗中求生存的梟雄。
這種“表面妥協(xié),暗地較勁”的生存智慧,讓他在亂世中屹立不倒,卻也因權力欲與妥協(xié)性成為爭議人物——正如后人評價:“他不是不想當元帥,而是太懂在刀尖上跳舞的藝術。”
如今,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何應欽的故事早已超越個人恩怨,成為透視民國權力結構的鮮活樣本。
他的“婆婆”之名,既是偽裝,也是武器;他的野心,既是個人的欲望,也是時代的投影。這,或許就是亂世梟雄最真實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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