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特朗普時代與尼克松時代之間的危險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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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德·特朗普有敵人。理查德·尼克松則有一份敵人名單。對比這兩位總統如何對待各自的政敵，可以看出，2025年的聯邦政府較之上世紀七十年代更顯陰郁與險惡。

針對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與紐約州司法部長萊蒂希婭·詹姆斯的未決刑事案件，其緣起并不難以辨認。特朗普在9月20日通過“Truth Social”發布一份現已聲名狼藉的致司法部長帕姆·邦迪的指示，要求司法部對科米與詹姆斯提出刑事指控，而這兩人一直是總統長期厭惡的對象。數周之內，盡管職業檢察官提出反對或表達關切，兩人仍然在弗吉尼亞的聯邦法院遭到起訴。

尼克松的幕僚也擬過類似打擊政敵的計劃。1971年8月16日，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安向上級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概述如何“動用現成的聯邦機器去整治我們的政治敵人”。迪安解釋說，政府可以通過“聯邦補助的發放、聯邦合同、民事訴訟、刑事起訴等”來達成這一目的。最初的“敵人名單”上有20個名字，既有政界人士，也有商界與工會領袖、記者和藝人。白宮還編列了范圍更廣的敵人清單。

“尼克松敵人名單”的存在，長期以來是更大水門敘事中的常識，但迪安提出建議之后的后續發展卻少為人知。美國國稅局曾對尼克松的“敵人”采取過一些初步調查措施，不過，1973年時任IRS署長唐納德·C·亞歷山大叫停了將稅務審計及其他手段用作騷擾的企圖。亞歷山大后來寫道，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政治或社會觀點，無論是否被視為‘極端’，都與納稅無關”。尼克松對亞歷山大的強硬態度大為不滿，而據亞歷山大后來回憶，總統曾試圖解雇他，但他一直留任至尼克松在任余下的時間。與此相類，司法部并未對“敵人名單”上的任何人提起刑事公訴。

尼克松常在橢圓形辦公室的私密場合痛斥他的敵人，而這類談話被白宮錄音系統完整記錄。比如在1972年9月15日的一次談話中，他與約翰·迪安以及白宮辦公廳主任H·R·哈爾德曼討論了在第二個任期里要放手動用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尼克松說：“這是他們自找的，他們會得到應有的下場。你們知道，在頭四年里我們并未動用權力。我們沒有動用聯邦調查局，也沒有動用司法部，但現在情況要變了。他們要么把事情辦好，要么走人。”

尼克松遠稱不上道德領導的典范。但關鍵在于，事情并沒有發生。那些起訴沒有到來。

然而，特朗普正在把話付諸實施。對詹姆斯·科米與萊蒂希婭·詹姆斯的起訴，構成對總統權力的具體主張，并且對當事人帶來最直接、最危險的后果。法院將很快開始審理案件的實體問題；就初步觀感而言，職業檢察官的意見似有根據。對科米與詹姆斯的兩起案件看起來站不住腳，也就是說，若非兩人被視為總統的政敵，此類案件很可能不會被提起。

即便這些案件最終失敗，即便在審前被駁回，或在審理后被陪審團否決，它們已經讓被告付出了沉重代價。不論最終結果如何，詹姆斯與科米都無法追回他們已經失去的名譽、支付的律師費、被分走的精力與時間，以及承受的整體壓力。

正因如此，無論日后如何，特朗普事實上已經在科米與詹姆斯身上贏得了一種勝利。尼克松從未在任何敵人身上贏得過這種勝利。

特朗普能夠把事情推進到這一步，說明當下體制對其加以制衡的韌性，已不及半個世紀前遏止尼克松時那般強健。而且，他的第二任期才過去數月，他才剛剛開始讓自己的敵人付出代價。

杰弗里·圖賓（Jeffrey Toobin）曾任美國聯邦檢察官（Assistant U.S. Attorney），長期撰寫法律與政治交叉領域的評論與著作，代表作包括《九人：最高法院的隱秘世界》（The Nin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赦免：總統寬宥的政治》（The Pardon: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Merc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