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淞滬警備司令劉昌義帶兵起義：我早就約好了

1949年5月27日的上海街頭，幾十萬市民推開家門，看見渾身帶著硝煙味的解放軍戰士抱著鋼槍，整整齊齊睡在潮濕的馬路上。這支打了勝仗的隊伍，憑著“不進老百姓家”的鐵規矩，給剛經過戰火的城市，送上了一份讓全世界都吃驚的“見面禮”。可就在兩天前，蘇州河北岸的槍聲還沒停，一位國民黨中將的選擇，讓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更快迎來了新生。
湯恩伯這些將領坐船逃跑的時候，淞滬警備副司令劉昌義帶著一萬多官兵在陣前起義，解放軍沒費一槍一彈就跨過了蘇州河這道最后防線。

從來就不是嫡系
要是回頭看看劉昌義的抗戰經歷，他可不止“起義將領”這一個身份。這位從西北軍出來的將領，1933年就當上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第三師師長，拉起隊伍抗日。
1940年在豫北陷入絕境，他故意向汪偽政權詐降，算是緩兵之計；等日偽來清點部隊的時候，突然反過來打，把六百多敵軍全消滅了，還抓了好幾個頭目。
這份血性雖然讓重慶政府給了他“暫編第十五軍軍長”的任命，還發了三級云麾勛章，但他始終融不進蔣介石的嫡系圈子。
就算1944年豫中會戰里，他帶著部隊跟日軍死拼，還是被當成“雜牌軍”；后來升了集團軍副司令，其實是明著升職，暗地里削了他的權。
可湯恩伯那些中央系的將領，就算打仗不行也照樣受重用，這種派系里的互相排擠，早就為他后來的倒戈埋下了根。

籌謀淞滬
上海決戰前，劉昌義的“閑職”反倒成了起義的掩護。
1946年劉昌義被調到第一綏靖區當副司令，其實這就就是個沒有實權的空職。
他這時候偷偷見了李濟深，開始參與反蔣的活動；1948年民革成立，在王葆真的見證下，他宣誓入了黨，答應“等著機會起義”。
1949年5月，湯恩伯想找個“替死鬼”來接管潰散的51軍，劉昌義主動站出來說：“部隊亂成這樣，得有人管啊！”
湯恩伯一看有人愿意接盤，于是大手一揮就讓劉昌義去了51軍。那時候51軍就剩幾千殘兵了，可對蟄伏了三年的他來說，這支殘軍正好是投向新陣營的見面禮。
更有意思的是，劉昌義以前被蔣介石提防的“通共嫌疑”，這時候倒成了他聯系地下黨的路子。

25日下午，劉昌義走進勞工醫院的解放軍師部時，蘇州河南北兩岸，一邊打仗一邊和平，對比得讓人心里發緊。
南岸市區里，27軍的戰士為了保護郵局大樓，不用重武器，在敵軍機槍掃射下一片片倒下，鮮血把蘇州河的水都染紅了；北岸造幣廠橋西邊，51軍的陣地因為他一個電話就停火了：“馬上接受改編！”談判的時候，他跟解放軍代表羅維道直說：“我早就跟民革約好了，起義不是臨時決定的。”
協議上的墨跡還沒干，他又親手寫了十幾封勸降信，送到青年軍、交警總隊，以警備副司令的名義，催著各部放下武器。這時候湯恩伯正在吳淞口的軍艦上，慶幸自己能全身而退，可劉昌義這個“被拋棄的將領”，卻為上海保住了最后一點完整。
可這用犧牲換來的和平，卻讓劉昌義背了三十多年的身份爭議。因為當年單線聯系的王葆真被捕了，能證明他是民革黨員、是早就計劃起義的證據斷了線，后來的檔案里，長期把他算成“投誠”。

同樣參加上海起義的憲兵九團、工兵十七團的官兵都得到了明確表彰，可策劃起義的劉昌義，直到1982年，民革中央和黨史部門一起核查，才洗清了“被迫投降”的誤會。1985年，起義證書終于送到他手上，老人只平靜地說：“個人名聲是小事，上海能躲開戰火才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