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篆山石窟寺考古新發現：揭開佛會寺千年歷史面紗出土300件文物

2025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大足石刻研究院聯合，啟動了對石篆山石窟寺區域的系統性考古發掘工作。

作為大足石刻的重要組成部分，石篆山石窟以其獨特的儒、釋、道三教合一造像聞名于世。

而此次對佛會寺遺址的發掘，則為解讀這一珍貴文化遺產提供了全新的實物資料。

考古現場：層層揭開的佛會寺遺跡

6月24日，當記者走進佛會寺考古現場時，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嚴謹有序的工作場景。

考古隊員們正手持手鏟、刷子等工具，在探方內小心翼翼地清理土層。

每一鏟土的移出，都可能關乎重要遺跡的存留；每一處細微的痕跡，都可能隱藏著關鍵的歷史信息。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員鄧啟兵向記者介紹："目前我們已經完成了佛會寺遺址600平方米的發掘工作。

最令人振奮的是，我們清晰地揭露了寺院山門遺址的全貌。

據鄧研究員描述，發掘出的山門遺址保存狀況良好，包括石砌梯道、一對造型生動的石雕蹲獅、規整的鋪石地面以及牌坊基址等重要遺跡。

這些發現與明清時期文獻中記載的佛會寺山門形制高度吻合，為復原寺院歷史格局提供了確鑿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人員在現有山門遺跡之下，還發現了更早期的建筑遺存。

"這些疊壓關系明確的遺跡表明，佛會寺可能經歷了多次重建或修繕，"鄧啟兵解釋道，"我們正在對這些早期遺跡進行詳細記錄和分析，這將幫助我們厘清佛會寺的歷史沿革。"

重要發現：后殿臺基與豐富出土文物

在寺院后殿區域，考古隊揭露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建筑臺基。

這座臺基面闊約19.25米，進深約10.9米，殘高1.1米，其規整的形制和保存完好的鋪石地面，顯示出當年建筑的恢弘氣勢。

臺基四周散落著大量建筑構件，暗示這里可能曾是寺院的重要禮佛場所。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收獲了300余件珍貴文物，這些出土物猶如一把把鑰匙，正在逐步打開佛會寺的歷史密碼：

建筑構件：包括形制各異的板瓦、筒瓦，紋飾精美的瓦當和滴水，以及造型生動的脊獸、鴟吻等。

這些構件不僅反映了當時的建筑工藝水平，其紋飾演變還可能為判斷建筑年代提供重要線索。

宗教造像：出土的坐像、立像、佛頭像、菩薩頭像及弟子頭像等，雕刻技法嫻熟，風格多樣。特別是一些殘損造像的發現，為研究佛教藝術在川渝地區的本土化演變提供了新材料。

生活用具：青花瓷碗、瓷盞等日用器皿的出土，再現了僧侶們的日常生活場景。其中幾件帶有年款的瓷器，將成為斷代的重要依據。

其他遺物：銅鏡、銅錢等金屬器，以及刻有文字的碑石殘塊，都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一枚保存完好的"嘉靖通寶"，為判斷遺址年代提供了直接證據。

"這些出土文物就像散落的歷史拼圖，"鄧啟兵說，"我們需要通過細致的類型學分析和年代測定，將它們重新組合成一幅完整的歷史圖景。"

學術價值：重構石篆山的歷史空間

此次發掘的意義，遠不止于出土文物的數量和質量。

從學術層面來看，其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通過對佛會寺平面布局和建筑序列的揭示，考古人員得以重構寺院的整體空間結構。

"我們現在可以清晰地看到寺院的中軸線布局，"鄧啟兵指著發掘現場說，"從山門到后殿，這種嚴謹的空間規劃反映了古代佛教建筑的典型特征。"

其次，發掘為研究佛會寺與石篆山石窟的關系提供了新視角。

考古發現表明，佛會寺很可能與石窟的開鑿、供養和維護密切相關。

"寺院與石窟在空間上的緊密關聯，暗示它們可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宗教活動體系，"鄧啟兵解釋道，"這種'前寺后窟'的布局模式，在川渝地區頗具代表性。"

再者，出土文物中儒、釋、道三教元素的共存，為研究三教融合提供了實物證據。特別是一些造像風格顯示出明顯的民間信仰特征，反映了宗教藝術在地方上的創造性轉化。

展望：考古工作持續推進

目前，考古隊正對已揭露的遺跡進行三維掃描和精細測繪，同時將出土文物送往實驗室進行進一步檢測分析。

"我們計劃對部分建筑構件進行成分檢測，"鄧啟兵說，"這有助于了解當時的建材來源和工藝技術。"

隨著發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員還將對寺院周邊的附屬設施展開調查。

"根據文獻記載，佛會寺周邊應該還有僧房、齋堂等建筑遺跡，"鄧啟兵透露，"我們期待通過這些發現，還原出一個更加立體的寺院生活場景。"

此次發掘不僅填補了石篆山石窟寺考古的空白，也為川渝地區石窟寺研究樹立了新標桿。

正如考古隊領隊所說："每一處遺跡的揭露，每一件文物的出土，都在幫助我們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佛會寺的考古發現，必將為理解大足石刻的文化內涵和川渝地區宗教發展史寫下新的篇章。"

對歷史愛好者而言，這次考古發掘最令人振奮之處在于，它讓我們得以通過實物證據，直觀地觸摸到那些曾經只存在于文獻記載中的歷史場景。

當現代考古學的科學方法遇上千年文化遺產，一段被塵土掩埋的歷史正逐漸變得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