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小說丨椰子焦糖布丁

Coconut Flan

本文即將發表于2025 年 10 月 13 日《紐約客》雜志印刷版。作者：凱瑟琳·萊西 (Catherine Lacey)是《莫比烏斯之書》的作者，該書部分是小說，部分是回憶錄，她還創作了包括《 X 傳》在內的多部小說。

Anastasia Fainberg為《紐約客》拍攝

不知怎的，飛機降落后，安德烈斯和達莉亞還沒走到出租車候客點，達莉亞的錢包就不見了。

意識到錢包丟失時，達莉亞突然想把包里的東西全倒在地上翻找——在她看來，要是縱容自己這種孩子氣的沖動，丟失的物品或許會神奇地重現。可她已是成年女性，一直努力克制著這類沖動。

其實那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錢包，更像是個黑色皮革小袋，大小剛好能輕松裝下她的護照、居留卡、信用卡、借記卡、地鐵卡、家門鑰匙，還有一張安德烈斯的小型寶麗來照片、兩支鋼筆，以及七千比索現金。她用磕磕絆絆的西班牙語，安德烈斯用母語西班牙語，在航空公司柜臺、機場咨詢臺、安保部門、行李托運處，后來又在電話里跟不同的人重復著這個清單。他們描述丟失的物品，以及物品里裝的所有東西，像念禱文或咒語般反復背誦。

工作人員對著對講機交談。一陣沉默，更長的沉默，“暫無消息”，最后徹底沒了下文。“可護照、居留卡，還有護照、居留卡啊，”達莉亞不停地念叨，語氣越來越可憐，“陌生人要我的證件有什么用？”

“我覺得你該給大使館打電話。”安德烈斯說。

“大使館？”

大使館究竟是什么？又能做什么？打電話給大使館是有錢人干的事。只有在大使館有關系的人才會打——比如有個叫泰迪的大學好友在那兒，或是有欠人情的大使。沒人欠達莉亞什么。

但安德烈斯說不是這樣。丟了護照的人會打給大使館，做了蠢事的曬傷游客也會打——一旦大使館接了達莉亞的電話，她在官方層面就成了那類人。可她并沒有曬傷，從來沒有過。而且，她都已經啟動法律程序，準備把這個國家當作自己的家了，還算得上游客嗎？她早就沒有旅游簽證了，她有在這里居住的許可。可護照還是“背叛”了她。

達莉亞向大使館電話那頭的人說明了自己的情況。那聲音毫無感情，問她計劃何時回“美國”老家。達莉亞頓時不快。“我不回去。”她說，突然想在這通有錄音的電話里低聲罵一句“去他的美國”——此刻她對美國的憤怒比往常更甚，為這個國家發動的所有戰爭感到憤怒、羞恥又痛苦。但她沒有縱容這股反抗的沖動，反而像念文件似的說道：“我住在墨西哥城。我丈夫是墨西哥人。”接著又補充了一句無關緊要的話：“今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你現在在哪兒？”那聲音問。

說真的，她在哪兒？這座城市的名字她想不起來了——這里只是個有機場的城市，他們得先到這兒，再打車去碼頭，坐渡輪前往要待一周的小島。她四處張望尋找線索，在一個垃圾桶上看到了這座城市引以為傲的徽章，念出名字時，語氣像是在說一個她記恨了很久的人。

“稍等。”那聲音毫無征兆地消失了。電話里響起愛國風格的等待音。

或許，很可能，美國也在生她的氣。或許美國甚至知道，達莉亞從小學起就拒絕唱國歌。或許正因為這個“過錯”，再加上其他種種抗議行為，大使館不會幫她這個“浪子”。但很快，另一通電話接了進來，是當地領事館的人，離她只有一英里遠。

“我還得把情況再解釋一遍嗎？”達莉亞問。

領事館設在一家購物中心里。如今，和國務院打交道竟與買軟椒鹽卷餅、血汗工廠生產的衣服成了“同一級別”的事，這倒讓達莉亞平靜了些。終于，這感覺變得真實了。

一個穿著防彈背心的保安告訴安德烈斯，他不能進去，甚至不能在門口附近等候——接著又用西班牙語補充說，安德烈斯可以在美食廣場等。

達莉亞按要求關掉手機后，兩道厚重的門才“咔嗒”一聲打開讓她進去。她走進一間熒光燈照明的小房間，排在一個穿佩斯利花紋長褲的女人后面。那女人明顯在發抖，身上散發出金屬味的龍舌蘭酒氣。達莉亞盯著女人露背上排列整齊的圓形紅瘀痕——女人穿的露背裝把瘀痕露了出來。達莉亞認出這是中醫拔罐留下的痕跡：用玻璃罐吸附在皮膚上，促進血液循環，釋放緊張情緒、緩解疼痛、疏通郁結的“氣”。拔罐在北美體弱的白人女性中相當流行，達莉亞知道，自己身上也有同樣的痕跡，只是藏在寬松的T恤下面。

幾分鐘后，那女人毫無顧忌地哭了起來。可輪到她到窗口辦理時，卻用充滿敵意的語氣對里面的男人說話——眼淚還沒干，怒火卻已燃起，仿佛她是男人憤怒的妻子，仿佛男人和她的錢包、護照被盜有關，仿佛這個本可能幫她解決問題的人，就是暗中制造麻煩的人。

這一切情緒讓達莉亞有些煩躁，可在機場時，她自己也突然哭了——那是一種原始又丟臉的求救信號，像嬰兒的哭聲，是本能的、最本質的“需要”的表達。

但此刻在領事館，達莉亞不想讓人看出自己哭過。她是個理性、沉著的女人。她來墨西哥不是度假，而是為了生活——一種遠離家人、大部分朋友，以及所有她曾熟悉的“家”的生活。她不要同情，不要安慰，更不想和那個穿佩斯利花紋長褲的女人歸為一類。“別小題大做，”達莉亞對自己說，“別他媽的小題大做。你就是個丟了護照的蠢貨。你就是那個無能的成年外殼里，幼稚的內在小孩。”

窗口里的男人眼神平靜，可那女人卻毫不在意，仍在訴說前一晚遭遇的暴力襲擊：一個蒙面人用槍指著她，另一個把她推倒在地。聽起來像電影里的場景。男人會信嗎？美利堅合眾國能信嗎？這重要嗎？

“杰里科，”穿佩斯利花紋長褲的女人看著他的名牌說，“我們就沒什么辦法了嗎？警察一點用都沒有，根本沒用，杰里科。”

杰里科沒因為她叫了自己的名字就動搖，也沒給這個問題一個像樣的回答。他只是給了她一個二維碼，里面是她需要填寫的表格。他告訴女人，她得回到商場里，去手機殼店旁邊的網吧，在那里完成緊急護照申請，還要提交一份說明失竊情況的宣誓書——這些都需要在授權職員的協助下完成。職員還會給她拍新照片，她得支付快遞費。如果能在上午11點半前把填好的材料送回領事館，且瓜達拉哈拉總領館審核通過，她大概三天后就能去自己選的敦豪快遞（DHL）網點領取新護照。領事館能做的只有這些。

“我覺得警察也摻和進去了，”女人說，仿佛她是第一個發現這里普遍存在腐敗現象的人——杰里科或許早就心知肚明。

達莉亞的辦理過程還算順利，除了網吧職員核對材料時，在她的中間名那里停頓了一下。

“塔盧托？”

“是我前夫的姓，”達莉亞說，回想起當初的妥協——既不想完全融入他的家族，又不想徹底割裂，于是用了他的姓，卻沒完全冠上。

“好吧，”男人挑了挑眉，咧嘴一笑，那神情仿佛已經在離婚這件事上站到了她這邊，“現在是你的了。”

可當達莉亞寫下自己身體和生活的所有細節——身高、體重、眼睛顏色、職業、出生地、生日、國籍、父親姓名、母親姓名、住址、電話、郵箱——拍下照片、錄完指紋、簽上名字、以生命起誓所有信息屬實，把一切交給杰里科并離開領事館后，她卻莫名覺得，自己好像交出了“自我”的所有特質，列出的那些細節再也不屬于自己了。沒有合法證件，她再也無法證明自己來自哪里、是誰。

達莉亞好幾天沒開手機。她不確定萬一有人打電話來，自己能說些什么。

商場外，安德烈斯用手機軟件叫了輛車。現在達莉亞的卡全丟了、注銷了，現金也沒了，度假期間所有開銷都得由丈夫承擔。她是他的妻子，是他的經濟負擔。

車很快就到了，司機下車，滿臉堆笑地握手，一邊把他們的背包和行李袋搬進行李箱，一邊跟安德烈斯說著什么，達莉亞聽不懂。

“他想讓我坐副駕，”安德烈斯解釋道。達莉亞笑了笑，有點懷疑他們是不是要被綁架。但并非如此——只是這個州不允許用這類打車軟件，他們得裝成朋友的樣子。

坐在后座，達莉亞努力想聽懂丈夫和司機在說什么，可他們的西班牙語又快又滿是俚語，讓她越發覺得自己像個“妻子”。達莉亞正過著“美國女性夢”——那種老式的夢想：被人照料、由人買單，而男人們討論著她聽不懂的事。這讓她想起最近和安德烈斯發現的一件事：只有被綁起來時，她在接受口交時才能真正感受到快感——束縛感讓她覺得卸下了所有責任和自主權，什么都不用做，只需屈從于對方的動作。

“是這種無力感起了作用，”她跟朋友坦白這件事時如此推測，“這是我性欲里神秘安裝的‘作弊碼’，還是我身體里天生的大男子主義作祟？”

她又試著去聽兩個男人的對話。他們在說安德烈斯的出生地——司機顯然對他的藍眼睛和墨西哥城口音感到困惑。沒人相信藍眼睛的他是純墨西哥人；羅馬區（La Roma，墨西哥城高檔街區）的服務員經常跟他說英語，或許是因為達莉亞就坐在桌子對面，一看就是外國人。達莉亞知道，安德烈斯早就厭倦了反駁別人“他肯定有其他血統”的堅持。她聽了一會兒，佩服他一路到渡輪碼頭都沒表現出不耐煩。

“渡輪”這個詞似乎不太貼切。那更像艘小船，在海浪里劇烈顛簸前行，船長卻一手握著方向盤，一手喝著啤酒。達莉亞總想象船會翻掉，把所有人都倒進海里——這個畫面越來越清晰：所有度假穿的衣服在水里展開，手機、錢包、手袋沉向海底。或許會有鯨魚或鯊魚游來，把乘客一個個吞掉。

但船沒翻，也沒人突然喪命。小船順利完成了任務。碼頭上幾個男人夸張地把行李從一個人手里傳到另一個人手里，最后整齊地堆在岸邊。

乘客中有一對六十多歲的夫婦，是年紀最大的，背著露營背包，戴著遮陽帽。島上沒有正經汽車，有幾個開四輪摩托的人想載他們去酒店，都被他們拒絕了。兩人各拄著一對登山杖，穩穩地向陡坡上爬去。達莉亞看著他們堅定的背影，安德烈斯則在手機上查地圖。以前他們旅行時，總是她負責指路，可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

終于，他弄明白了：他們的酒店就在那道陡坡的頂端。他堅持要拎兩個行李袋和那個大一點的背包，達莉亞沒反對這樣分工。她仔細看著安德烈斯。她在享受他的過度付出嗎？她還知道自己是誰嗎？

那一周，達莉亞幾乎什么都沒帶——沒帶手機、錢包、鑰匙。不知為何，她讀不進帶來的書，也沒像往常那樣隨手記筆記。一種強烈的、恍惚的被動感籠罩著她。第一次出去吃飯時，她讓安德烈斯幫她選菜、點餐。雖然他一開始有點猶豫，但達莉亞盯著他，他還是妥協了。

網吧職員給了她四張新護照照片，可申請只用兩張。照片拍得特別丑，職員當時就提出可以重拍，達莉亞卻拒絕了。反正身份證照片從來拍不出真實的自己，只能拍出政府眼中的你——一堆特征、一個納稅人、一個潛在嫌疑人。

“簡直像警局存檔照。”安德烈斯說。到酒店房間后，達莉亞把多余的照片扔進了浴室垃圾桶。

第二天早上躺在沙灘上，達莉亞想，自己的臉有什么特別之處嗎？她經常要跟見過好幾次的人重新自我介紹，因為對方根本記不住她。她的頭發沒有明確的顏色；眼睛按理說算藍色，其實更偏灰色——別人的藍眼睛總能引來評論，可從來沒人提過她的眼睛。有次發型師沒法給她的臉型分類，最后說她的臉型介于所有類型之間。而且無論達莉亞去世界上哪個地方，總會有陌生人在街上攔住她問路，仿佛她的存在如此“中立”，幾乎在哪兒都顯得“屬于這里”。

安德烈斯在海里游來回——一趟仰泳，一趟蛙泳。他有沒有注意到妻子這種“平庸感”？還是說他能透過表象，看到某種隱藏的獨特之處？達莉亞看了他一會兒，突然擔心他上岸后認不出自己。這想法很蠢，或許也算個實際顧慮。不會的，達莉亞安慰自己，丈夫不會瞥了她一眼，然后繼續在其他沙灘毯上找他的妻子。為了保險起見，她站起來朝他揮手，他也揮了揮手——或許只是在游泳時隨手劃了一下？

海灣里停著一艘大船，比他們前一天坐的那艘大得多。達莉亞站起來時，發現一艘小船向大船駛去，現在正載著一日游的游客返回岸邊。游客們一個個下船，扶著不認識的男人的手以防摔倒。

達莉亞看到了領事館里那個哭哭啼啼的女人——現在穿著粉色比基尼，外面套著綠色網眼罩衫，正等著跳上沙灘。在領事館時她們沒說話，但那女人曾回頭朝達莉亞的方向看了一眼，雖然算不上直視。那樣就夠了嗎？她會記得這張不起眼的臉嗎？

達莉亞趕緊走過去，不想錯過機會。那女人和朋友們笑著，努力在搖晃的小船上保持平衡。當領事館那個“哭包”背對達莉亞時，她又看到了那些淡淡的圓形瘀痕——六個，排列均勻，這么遠都能看見。達莉亞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拔罐痕跡現在也露出來了——她穿的連體泳衣幾乎是露背的。不知為何，這讓她有種“罪證確鑿”的感覺。她突然在沙灘上停住了腳步。

達莉亞到底想要什么？想讓那女人認出她？給她一個驚訝的小聲問候？這能證明什么？她的腳底被曬得發燙，于是跑回了來時的地方——那個她或許本就該待的地方。

安德烈斯正站在那兒，微微喘著氣，身上滴著海水。

“你去哪兒了？”

“我好像看到一個人。”

“什么人？”

“以前認識的人。”

“可你把我們的東西留下了。我是說——我的錢包還在這兒呢。”安德烈斯打開帆布包，錢包還在。“你平時不這樣的。”

“什么？”

達莉亞覺得安德烈斯看她的眼神很奇怪，或許只是他映出了達莉亞自己奇怪的神情。

“我只是說，你平時很小心的。不過沒事，沒什么大不了的，沒發生什么事。”

安德烈斯躺在毯子上晾干身體，妻子也挨著他躺下。兩人沉默了一會兒，閉著眼睛。然后達莉亞讓他講講第一次婚姻的故事。她早就聽過了，卻還想再聽一遍。孩子要求聽已經聽過的故事時，到底在尋找什么？當他們得到想要的故事時，又會發現什么？

安德烈斯和第一任妻子十五年前結的婚。當時他們都很年輕，婚姻也很短暫，但之后還保持著友好聯系，像遠房表親，又像同一場自然災害的幸存者。

達莉亞問了很多關于他第一段婚姻的問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他當初為什么愛她？什么時候意識到自己愛上她的？那時候的他是怎樣的人？為什么會離婚？

安德烈斯努力回想新的細節，可他只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她穿的裙子上的圖案。他當時看得太入神，把布料的花紋記了下來——大朵藍花、中朵黃花、大朵紅花、一小簇粉花苞，重復排列。之后很多年，每當他在她身邊睡著時，閉上眼睛，眼前都會像萬花筒般浮現這個圖案。可當他不愛她了，圖案就消失了。

達莉亞見過幾張他第一任妻子的照片——每張照片里的她看起來都很不一樣，但始終美麗、眼神銳利，還有點男性化，很像達莉亞第一個愛上的女人。達莉亞已經很多年沒聯系那個女人了，甚至擔心如果兩人偶然重逢，自己會認不出她。

“你最后一次見她是什么時候？”達莉亞問安德烈斯。

他想了想：“九、十年前吧？不知道現在還能不能認出她。”

達莉亞坐起來，低頭看著安德烈斯，在心里盤點細節——如果他失蹤了，她要描述他臉上、身上的識別特征，哪些細節是她能完全確定的。

回到酒店后，一個穿花裙子、系白圍裙的女人匆匆穿過庭院，手里揮著什么東西。

“我留著這些呢！”她喊道，“肯定是不小心掉進垃圾桶了。”

達莉亞那兩張一模一樣的、難看的照片，又回來了。

那天晚上，他們去了島上唯一一家在一日游游客離開后還營業的餐廳。餐廳就在沙灘邊，能看到海灣里停泊著十幾艘小船，空蕩蕩的。幾個人躺在躺椅上，什么也不做，只看著日落——不再說話，不再游泳，就那樣躺著，放空自己，注視著一天的尾聲。

安德烈斯點了兩份魚肉塔可，兩人接著偷聽周圍人的談話——有人在吃喝，有人只是閑逛。很多人似乎是當地人，也有些是為了躲避家鄉寒冬來這兒的美國白人。一個極瘦、膚色極深的女人圍著好幾條圍巾，抱著一只小狗，在桌子間快步穿行，身后跟著一個年輕男人。幾個光著身子的小孩在沙灘上和狗玩耍，旁邊的大人們喝著椰子水，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毫不在意。那對拄登山杖的夫婦也在這兒，吃著漢堡，說話聲音太輕，達莉亞和安德烈斯聽不清。

如果達莉亞還是“原來的自己”，或許會記下眼前的場景——人們談論著太平洋上有一場颶風正往南移動，女服務員興奮地宣布太陽即將落下——可她只是聽著，大部分西班牙語她都聽不懂，又陷入了那種熟悉的茫然與無力感。這一切多么像孩子，多么像“妻子”該有的樣子。

這時，一個英語聲音插了進來。一個男人在跟女服務員說話，問她孩子近況如何，是否為雨季做好了準備，接著點了一杯米歇拉達（michelada，墨西哥特色啤酒雞尾酒），還特意要求用某種杯子裝。聽到有人在這兒——尤其是在小鎮上——如此大聲地說英語，達莉亞既反感又莫名覺得優越。可她自己遇到復雜的事情也得切換成英語，聽別人交談時常常因為聽不懂而說不出話，她覺得這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

比聽到這種聲音更糟的是被這種聲音注意到——被問來自哪里，還要面對“同根同源”的尷尬。男人名叫凱文，雖然一年有半年住在島上，卻從沒學過西班牙語。“老狗學不會新把戲，你懂的。”他戴著一枚尾戒。凱文從鄰桌探過身，對著達莉亞和安德烈斯說話，話題幾乎全是他自己：退休前的房地產事業、環球旅行經歷、對人工智能的看法。

突然，他問這對夫婦是做什么的。當兩人說都是小說家時，凱文突然大笑起來，聲音洪亮。“兩個作家？這日子怎么過啊？”

達莉亞和安德烈斯經常被問到類似的問題，有時是分開被問，有時是一起被問。人們似乎普遍認為，兩個作家的婚姻是種“負擔”。達莉亞和第一任丈夫（一位教師）離婚后，在和安德烈斯在一起之前，曾和另一位作家同居過。那個作家刻薄、暴力，精神狀態也不好，但這并非因為他是作家。如今她不僅愛上了一個作家，還和他結了婚，在她看來，這再平常不過了。

可一旦有人提出“作家夫妻關系本就不穩定”，這種看法似乎就無法反駁了。

“過得挺好的。”達莉亞回答。

“哦，是嗎？”凱文說，語氣根本不像在提問。接著他解釋說，自己有很多好故事，要是有時間，說不定也會寫本小說。

“還有，我不是故意打探啊，你們倆是不是有年齡差啊？”

凱文還在探著身子，胳膊搭在椅背上，手里拿著米歇拉達酒杯。達莉亞看向安德烈斯，仿佛只有他知道該怎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同歲，都是四十歲。”

“哎呀，真沒想到——我還以為你不止四十呢，小伙子！”凱文說，他上一任女友比他小四十五歲，所以他對年齡差這事兒“不評判”。達莉亞試著算一算凱文的年齡，卻突然意識到，兩人之間陷入了一陣意味明顯的沉默。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很開心，”凱文說，“特別開心。可她死了。”

“哦。”

“其實是淹死的，就在那邊的海灣里。暗流，能把人卷走。”

“我很抱歉。”達莉亞說。

“而且我本來打算向她求婚的！她本來能繼承一大筆錢，能過上好日子的。”

可她都已經淹死了，這話聽著實在無關緊要。安德烈斯和達莉亞不知該如何回應。

“你知道嗎，你長得有點像她，”凱文對達莉亞說，“就是比她年紀大一點。”

這時，女服務員把兩份魚肉塔可放在他們面前。凱文起身告辭，手里拿著餐廳的杯子，走向沙灘后面的幾間小屋。達莉亞和安德烈斯默默開始吃飯，只是困惑地對視著——在這份愛意里，他們覺得或許能通過眼神傳遞心意。

吃完塔可后，女服務員端來一份椰子焦糖布丁，還放了兩把勺子。

“凱文送的。”她說。

布丁在盤子里微微顫動，滲出甜甜的糖漿。

“他女朋友的事是什么時候發生的？”安德烈斯問，“就是淹死的那個。”

“什么事？”

“他那個在這兒淹死的女朋友。”

“哦，她去年跟他分手了，直接走了。他卻跟所有人說她被綁架了。這兒從來沒人淹死過，連小孩都沒有。”

達莉亞這時注意到，那對老年夫婦身高完全一樣。她看著兩人拄著登山杖，步調一致地沿著沙灘穩步走去。

后來他們跟朋友說，在島上的那一周“很美好”。機場丟錢包之后，一切都很順利。雖然沒提凱文的事，也沒說凱文講的那些故事，但他們提到了那份椰子焦糖布丁——味道有多驚艷，女服務員還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們桌旁，從圍裙里掏出一把勺子，挖了一口一起吃。結賬后，女服務員拿出一瓶梅斯卡爾酒（mezcal），給他們倒了兩杯，還坦言自己不知道還能在島上住多久，可也不知道該去哪里。

但即便多年后，達莉亞想起那一周，印象最深的還是打開手機時看到的一條消息。

“這個號碼你還在用嗎？”

她早就刪掉了前夫的聯系方式，卻始終沒忘掉他的號碼。看到屏幕上跳出這個號碼時，她才想起，丟失的護照上用鋼筆寫著他的名字，作為緊急聯系人。或許很多年前她就該用涂改液把他的名字和號碼涂掉，可她不想涂改自己的人生。她曾天真地希望，自己能同時活在人生的每一個瞬間，希望沒有任何一段時光消失，沒有任何經歷顯得像“異常”。

約瑟夫肯定更愿意通過短信處理這事，但達莉亞還是打了電話。他立刻接了，沒說“喂”，直接開始解釋。

瓜達拉哈拉的美國領事館有人給他打電話，說找到了她的護照。她得給領事館回電話，得自己處理這事。這不是他的問題，他不明白為什么這么多年了，她還沒更新緊急聯系人信息。

“你有筆嗎？”他問。達莉亞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該說什么。

“喂？你在聽嗎？”

她說在聽，她在這兒。接著她問他最近怎么樣——他們已經很久沒說話了。可他沒回答。

“你還好嗎？”她又問了一遍。

“你有筆嗎？”

達莉亞念號碼時，安德烈斯記了下來。事情辦完后，約瑟夫說他得掛了。她想告訴他，自己剛才還提到他——或許他想知道她都說了什么，或者為什么會想起他。她還想告訴他，今天是她的結婚紀念日，這么多年后她又再婚了。她不確定他有沒有聽說，但她知道他不會在乎。他不是那種會試著“平衡過去”的人。

“那好吧，就這樣——”

他沒說“再見”就掛了電話，像電影里的場景。他一直這樣——像蒙太奇里的主角，在雨中跑過街道，及時趕到某地救人，或是逃離什么。

達莉亞撥通了他給的號碼，第一聲鈴響就有人接了。

“失物招領處，請問有什么可以幫您？”

“失物招領處？”達莉亞重復道。

“能為您效勞嗎？”

她報上自己的名字，解釋了丟失護照的事、前夫的情況，以及自己一直沒更新緊急聯系人的事。

“我得把您轉接給現場的人。”

“現場？”

“犯罪現場。”接著，電話里又響起了愛國風格的等待音。

終于有人接了電話，問了她的名字，卻沒報自己的名字。她把全名和出生日期都告訴了對方。安德烈斯看著她，用口型問：“怎么回事？”她也用口型回：“犯罪現場。”他沒明白。

“啊，找到了。是這樣，我們想通知您，您的護照找到了。”

“哦，那挺好的，對吧？”

“呃，其實不好——有人試圖用您的證件參與人口走私活動，這本質上是個陰謀。目前調查還在進行中，我不能透露太多細節，但大使館對這類事件非常重視。我們希望海外公民了解國際旅行的風險。”

“哦，可我住在這兒，我住在墨西哥。”

“是的，我看到了，但您仍是美國公民。嫌疑人還持有您的居留證，不過已經損壞了。”

“損壞了？”

“熔化了。他們試圖把照片熔掉，可能是想篡改證件。手法相當業余。不過您的護照——他們想用它帶一個女人從陸路邊境進入美國。我們能抓到他們，部分原因是您及時報失了護照。非常感謝您的配合，您是位負責任的公民。”

“她長得像我嗎？”

“我其實不清楚，那不歸我管。但有可能，很可能像。”

達莉亞沉默了一會兒，突然問道：“是杰里科嗎？”對方說不是。

“可這種事正常嗎？你們會打電話告訴我這些？”

“這是個特殊情況，還在處理中，”那聲音說，“我們希望公民了解情況、保證安全、履行責任。但請注意，您仍需使用新護照，因為舊護照已在我們系統中注銷。”

“你們不就是系統嗎？”

“您說什么？”

“你們就是系統的代表啊。”

“不，不是您說的那個系統。”

所以，現金沒了，信用卡和借記卡注銷了，沒人在乎那兩支鋼筆或安德烈斯的寶麗來照片。就連那個皮革小袋，可能也被認為毫無價值——它已經很舊了，也不是名牌。現在想來，那張地鐵卡當時也沒錢了，她上周就把最后一次乘車額度用完了。雖然證件找回來了，卻成了無用之物。只剩下鑰匙——鑰匙還沒找到。

“沒人會拿你的鑰匙做什么的。”他們登上返回大陸的渡輪時，安德烈斯安慰道。

可她忍不住反復琢磨：錢包里有任何寫著地址的東西嗎？有人僅憑她的名字，能找到他們在墨西哥城的家嗎？或許只需打個電話，再塞點錢就行。說不定已經有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他們的客廳里了。

“我們要不要換鎖？”她問。可安德烈斯沒回答，因為他沒聽見——渡輪引擎的轟鳴聲和海浪的咆哮聲蓋過了她微弱的聲音。

下船后往碼頭走時，達莉亞停下來看木柱上貼的一張尋人啟事。啟事是用英語寫的，已經被風吹日曬得褪色了。失蹤的女人最后一次被看到就是在這座島上。她的身高和達莉亞一樣，眼睛顏色也一樣——藍灰色，頭發是棕金色。照片被曬得看不清細節，但上面有個電子郵箱地址和 WhatsApp 號碼，供發現線索的人聯系。

在最近的敦豪快遞網點排隊時，達莉亞一周來第一次刷了社交媒體。有幾名記者被捕、被驅逐出境；有人向女友求婚了；大學室友做了個派；還有新聞說，只要和平抗議看起來有“失控風險”，警察現在可以向抗議者開槍；她的侄子正在學騎自行車；數十名無國界醫生遇害。

接著，達莉亞在一則廣告里看到了自己的臉。顯然，她的頭像被從社交賬號里提取出來，經過濾鏡處理，展示出如果她去墨西哥城某家診所做填充、肉毒素、睫毛延長和染發，會有怎樣的變化。廣告里所有項目都能在一個地方完成，實現“徹底蛻變”。廣告用命令的語氣催促達莉亞：“發現你真正的美。”

輪到她在敦豪快遞柜臺辦理時，她收起了手機。拿到信封后，她讓安德烈斯仔細看看那本亮紫色的緊急護照——再確認一下里面印的是不是她的小臉，出生日期對不對，確認這是她的護照，確認這個證件能讓她“回家”。

就這樣，假期結束了。達莉亞回到了他們的公寓，開始仔細留意樓里其他人的動靜——其他住戶、訪客、送貨員。她試著想象那種聲音：有人拿著她丟失的鑰匙（對別人來說是撿到的鑰匙）插進鎖孔，轉動門把手，走進她的家。她對這種可能性想得太多、太專注，以至于無比確定，終有一天，當某個“陌生人”走進她的生活，準備把她的人生據為己有時，那種感覺她會再熟悉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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