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丨澳大利亞的“后中國時代”陣痛

Australia’s post-China hangover

曾靠中國需求實現財富增長的澳大利亞，如今需尋找新的增長模式

一名工人在悉尼海港大橋下準備貨物，背景中標志性的悉尼歌劇院清晰可見。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Getty Images）

多年來，澳大利亞一直受益于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滿載鐵礦石與煤炭的貨輪源源不斷地駛出澳大利亞港口。這些大宗商品不僅為澳大利亞賺取了大量外匯，還支撐了薪資水平、增加了稅收收入，并助力政府實現了連續多年的財政盈余。然而如今，這樣的好日子已然結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澳大利亞仿佛陷入了“宿醉”后的昏沉狀態。

今年5月，澳大利亞工黨政府以壓倒性優勢贏得連任，獲得了應對當前經濟困境的充分授權。財政部長吉姆·查爾默斯表示，推動生產率提升是他的首要任務。如今的問題在于，工黨政府是否擁有足夠的手段與魄力，扭轉澳大利亞當前的經濟困局。

圖表來源：《經濟學人》

數據形勢不容樂觀。2019年至2024年間，澳大利亞生產率增長大幅下滑：在以富裕國家為主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澳大利亞目前排名倒數第二，僅高于墨西哥。2021年以來，澳大利亞人的可支配收入持續下降，且降幅在OECD所有國家中居首，部分原因在于薪資增長疲軟，且稅級未與通脹水平掛鉤。澳大利亞年輕人擔憂自己的生活水平將不及父輩。據負責評估經濟政策的政府機構——生產率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的丹妮爾·伍德表示，年輕人不僅面臨飆升的住房成本，還需承擔應對氣候變化及贍養老齡化人口的經濟壓力。企業則抱怨稱，澳大利亞的企業稅率在富裕國家中高居第二，且企業還需應對聯邦與各州錯綜復雜的監管體系。

查爾默斯希望改變這一現狀。他曾指出，澳大利亞企業創新能力不足、投資規模過小，且勞動者缺乏必要技能。今年8月，政府召集了來自企業、工會及社區組織的30位負責人，啟動了關于經濟改革的討論。

稅收體系是爭議焦點之一。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當前稅收體系對澳大利亞老年人存在不公，年輕勞動者需通過繳納所得稅承擔過重負擔。參與政府圓桌會議的經濟學家呼吁提高資本利得稅，具體措施包括縮減目前對持有房產超過一年者出售房產時給予的大幅稅收減免。他們還提議改革家庭信托制度——該制度允許富裕人群將收入分配給稅率較低的親屬以避稅；同時，降低對高額養老金儲蓄的稅收優惠力度。

澳大利亞的住房困境更是雪上加霜。許多年輕勞動者感覺被排除在自有住房市場之外。盡管全球多數地區都存在類似問題，但澳大利亞的住房短缺尤為嚴重。數據顯示，澳大利亞每1000人的住房數量低于大多數富裕國家。租房者的房租支出約占家庭中位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有房貸者的還款支出占比則高達50%。墨爾本智庫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阿魯娜·薩塔納帕利表示，住房改革難度極大，因為眾多澳大利亞選民的財富都與房產緊密綁定。

從近期歷史來看，澳大利亞有能力實現重大經濟飛躍。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澳大利亞政府推動澳元自由浮動、開放貿易市場，并推行強制性退休儲蓄制度。然而在過去15年間，澳大利亞各屆政府的施政愈發謹慎。部分原因在于，此前幾項備受關注的政策（如礦產資源租賃稅、碳定價機制）均以失敗告終，讓政府“吃了苦頭”，因此不愿再冒風險。

生產率委員會的丹妮爾·伍德認為，如今沒有任何單一改革措施能讓澳大利亞的生產率增速回升至1.6%的長期年均水平。相反，澳大利亞需要推進一系列小規模改革：加快審批流程、簡化規章制度。她在近期的一次演講中表示：“用電影術語來說，我們需要的不是《奧本海默》式的宏大敘事，而是《瞬息全宇宙》式的多點突破。”澳大利亞的未來，不再依賴于向中國出口海量礦石，而在于持之以恒地攻克那些阻礙經濟增長的重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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