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驚現兩千年超級墓群！2192座墓葬揭秘西南邊疆史

你以為貴州在明代建省之前的歷，史記載模糊、遺存稀少？

2022年，貴安新區一處大學城項目的施工，竟意外揭開了一片沉睡千年的超大墓群——大松山墓群。

大學城工地之下，竟藏著從兩晉到明朝的“地下貴州史”。

這里不僅清理出2192座墓葬，跨越兩晉、南朝、隋唐、宋元明多個時期，更出土了金飾、銀梳、銅印章、玻璃珠、錫魚等4000余件文物，其中不少都帶有濃郁的民族風格與中外文化交流痕跡。

可以說，這是一部埋藏在地下的“黔中通史”。

首次完整建立起，貴州從兩晉到明代的墓葬演變序列，為我們理解西南邊疆地區的社會變遷、民族融合與文化互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物證據。

一、“從兩晉到明代：一部‘地下編年史’的驚人轉變”

大松山墓群的跨越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在全國亦屬罕見。其墓葬明顯分為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兩晉至隋唐（155座墓）——家族小聚集，講究建制

這一時期的墓葬散布于水庫周邊斜坡，三兩成群，墓向不一，以石室墓為主，砌筑規整，流行設排水溝，顯示出較強的家族葬特征。其中：

兩晉南朝：92座墓，石材考究、墓室整齊，墓前多有排水溝，規制嚴謹；

隋唐時期：出現少量土坑墓，石室墓砌筑略為隨意，開始在墓室外砌凸出的封門。

第二階段：宋元明時期（2037座墓）——公共大墓地，形制趨簡

從宋代開始，墓葬數量急劇增加，密集分布于“墳壩頂”，形成一片大型公共墓地。石室墓砌筑變得粗糙，券頂變為平頂或疊澀頂，不再設排水溝：

宋元墓：93座，多位于坡頂上部，形制上尚有早期遺風；

明墓：達1944座，石室墓更寬短，石材大而不規整，土坑墓數量明顯增多，常穿插分布于石室墓之間。

這種從“家族小聚”到“公共大葬”的轉變，很可能與黔中地區社會結構、人口密度和喪葬觀念的演變密切相關。

二、“金掛飾、銀梳背、玻璃珠：4000件文物里的生活與信仰”

大松山墓群出土文物豐富程度超乎想象，材質涵蓋金、銀、銅、鐵、錫、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主要包括：

裝飾品：如金掛飾、銀梳背、銅條脫（臂釧）、串珠、項飾等，反映時人審美與工藝水平；

生活用具：銅盤、銅鈴、錫魚（或為明器）、漆木器等；

信仰相關：銀梵文種子字，可能涉及佛教傳播或地方信仰；

中外交流物：玻璃珠、寶石等，可能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

時代坐標：如南朝“陳太貨六銖”錢幣，為斷代提供關鍵依據。

這些器物不僅精美，更融合了本地民族傳統、中原文化、長江中下游因素乃至域外風格，是黔中地區長期多元文化交融的實物見證。

三、“多學科合作：DNA、地質學、民族學共解西南民族遷徙史”

發掘并非止步于“挖寶”，更注重多學科綜合研究：

通過古DNA分析，可追溯墓主族群來源與血緣關系；

體質人類學研究，能揭示年齡、性別、健康與飲食結構；

地質學與文獻學協助復原古代環境與歷史背景；

民族學比較，則為理解葬俗與文化歸屬提供線索。

這種全方位的研究策略，極大提升了對西南邊疆民族形成、遷徙與融合過程的認識深度。

結論：大松山墓群——何以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西南樣本？

大松山墓群的發掘，不僅是貴州考古的重大突破，更對理解整個西南歷史具有里程碑意義：

第一，它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區從兩晉到明代的考古學年代序列，填補了貴州歷史時期考古的關鍵空白；

第二，它直觀反映出黔中地區社會中心逐漸向貴陽周邊轉移的過程，以及明代建省帶來的深刻變化；

第三，它生動展現了西南邊疆古代民族的生活圖景、審美信仰與商貿交流，說明貴州很早就融入跨區域文化網絡；

第四，它實體見證了“土流并治”政策下，中原與邊疆、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的典型縮影。

可以說，大松山墓群就像一部刻在土地里的“無字史書”，讓我們看見一個更加立體、動態、包容的古代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