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有個地名叫“釣魚巷”，過去是“釣魚佬”的圣地

鎮江城西北隅，曾有一條名為“釣魚巷”的巷陌，南起大西路，北抵北水關，蜿蜒三百米，靜臥在關河西岸。

它的名字樸素直白——因在關河邊，昔時多人垂釣而得名。

地方志的墨跡里，它被冷靜地標注為“關河以西”；《鎮江市地名錄》的數字理性地記錄其長度與起止。然而，這條巷子的肌理中，卻蜿蜒著比官方記載更為綿長的記憶。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標識，更是一把鑰匙，插入現代城市喧囂的鎖孔，試圖打開一扇通往昨日世界的門。那扇門后，曾有水波輕漾，蘆葦搖曳，釣者靜坐，寺鐘悠遠。

回溯時光，釣魚巷的脈搏與關河一同跳動。

關河非壯闊江河，是維系古城生機的重要水系脈絡，如同血脈之于身體。在明代甚至更早的年代，它便已存在，見證著兩岸市井的煙火人生。“釣魚巷”之得名，毫無文人墨客的雕琢之氣，唯有市井生活的坦誠與直接。它宣告著，此地曾是一片水域，富有生機，足以吸引城中釣者于此消磨辰光，尋求片刻寧靜與收獲之喜。那時的釣魚巷，是“釣魚佬的圣地”，是功能與情感交織的場所：它提供魚獲，更饋贈一份與自然相接的閑適。巷內的太平寺與太平橋，則為其注入了另一重維度——世俗生活與精神信仰的比鄰而居。石筑的太平橋橫跨水上，連同寺廟的飛檐，一同倒映在關河的柔波里，構成一幅水邑鎮江的典型畫卷：生活、信仰、自然，通過一座橋、一條巷、一條河，和諧地編織在一起。

然而，這幅水墨長卷未能永久定格。變化的伏筆早已埋下。

20世紀50年代末，關河的一段“河里長滿蘆葦”的景象，成了它清澈風貌的最后執拗。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鐵蹄隆隆而至，對空間的渴求壓倒了對記憶的溫柔。關河，這條曾經滋養巷陌與居民的城市血脈，被一車車煤渣無情地填平。填河造地，是那個時代許多中國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簡單粗暴卻效率至上的標準劇本。水的柔波讓位于路的堅硬，蘆葦的蒼翠褪色為瀝青的灰黑。河流的死亡，直接抽走了釣魚巷靈魂的根基。“釣魚巷”之名，從此成為一個懸浮的、失去其所指的符號，一個關于消失水域的永恒提示。

關河的消逝，絕非孤立的地理事件。它是一場深刻空間更迭的序幕，一次對城市記憶體系的系統性擦除。河流的填平，首先撕裂了以水為核心的自然生態網絡。水汽氤氳、生物棲息的濕潤世界被干燥、固化的人工地表取代，城市的呼吸隨之變得粗重。緊接著，是與水共生的生活方式的終結。垂釣之樂、臨水而居的愜意、舟楫往來的便利，皆成往事。依附于關河的整個生活劇場，隨之落幕。

更深遠的是，地名與實地之間的指涉關系被強行割裂。“釣魚巷”不再能釣魚，“沿河邊”不再沿河，“北水關”亦再無水關可守。這些地名如同歷史的化石，鑲嵌在現代城市的肌體上，訴說著與當下現實截然不同的過往。它們從活生生的描述性詞匯，蛻變為需要被解釋、被考證的歷史名詞。

面對這種斷裂，我們當如何自處？釣魚巷及其關河的命運，是當代中國無數古城變遷的縮影。在“發展”這柄無堅不摧的鐵錘下，歷史的層積變得脆弱。我們是否只能無奈地接受這種記憶的扁平化，直至所有過往的痕跡都讓位于千篇一律的鋼筋水泥叢林？

釣魚巷的故事，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也指明了微光所在。即便水體已逝，但地名猶存；即便功能已變，但記憶可通過文字、口述與想象傳承。這條巷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堅韌的抵抗。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城市現代化，絕非簡單的破舊立新，而應是一種有意識的、涵養歷史的“層累式”發展。它要求我們具備一種“記憶的能力”，即在向前奔涌的同時，不斷回望來路，理解并尊重不同時間層在城市空間中留下的沉淀。

這種“記憶的能力”，需要主動的作為。它意味著城市規劃應保有對歷史地理的敬畏，盡可能保留自然的形態和歷史的痕跡，而非粗暴地抹平重來。它意味著加強對地名的保護與闡釋，讓每一個古老的名字都成為講述城市故事的入口，如同為釣魚巷樹立一塊詳細的銘牌，告知來人此間曾有水、有魚、有釣者、有鐘聲。它意味著鼓勵民間記憶的收集與傳播，讓親歷者的口述史成為官方記載的鮮活補充，共同編織城市的集體記憶。

最終，釣魚巷啟示我們，城市的靈魂，深藏于其記憶之中。一條巷子的名字，一段被填平的河流，一座古老的石橋，都是這靈魂的碎片。守護這些碎片，便是守護我們的來處，而明晰的來處，方能指引我們走向更具身份認同感和人文溫度的未來。

釣魚巷不再能釣魚，但它理應永遠“釣”著我們的集體記憶，防止它在時間的洪流中沉沒。讓每一個路過此地的人，都能在車水馬龍的喧囂之下，側耳傾聽那穿越時空的微弱水聲與悠悠禪鐘。這是我們對歷史應有的致敬，也是對未來交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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