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檔脫口秀被取消，究竟為什么？

Nose

美國最受歡迎的深夜脫口秀節目之一，《吉米·坎摩爾直播秀》，前幾天被無限期停播了。

前因大家應該也都知道，是吉米·坎摩爾在查理·柯克被刺殺后，發表的一系列獨白。

在9月15日和16日的節目中，坎摩爾首先譴責這起刺殺是毫無意義的謀殺。然而，他獨白的重點并非事件本身，而是批評了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對此事的反應，指責他們試圖將悲劇政治化。

坎摩爾的核心言論，也是后來被其批評者蓄意曲解的部分，是針對所謂的「MAGA幫」的。

他說：「MAGA幫拼命地想把這個謀殺查理·柯克的孩子，描繪成除了他們自己人以外的任何形象，并竭盡所能地從中撈取政治分數。」

值得注意的是，坎摩爾并未斷言行兇者是「MAGA」支持者，他批評的是該陣營試圖將行兇者與自身撇清關系，并利用事件攻擊對手的行為。

然而，這一關鍵區別在隨后的輿論風暴中被完全抹去。他的言論被曲解為散布虛假信息和惡毒謊言，為接下來的聯合打壓提供了口實。

壓垮駱駝的第一根稻草，并非來自播出平臺ABC電視網本身，而是來自它強大的地方附屬電視臺集團。

在坎摩爾的獨白播出后，美國最大的地方電視臺運營商Nexstar傳媒集團和另一家媒體巨頭辛克萊廣播集團幾乎同時宣布，將從其旗下所有ABC附屬臺的節目表中撤下《吉米·坎摩爾直播秀》。

Nexstar的廣播部門總裁安德魯·阿爾福德在一份聲明中稱坎摩爾的言論「在我們的全國性政治話語處于關鍵時刻之際，是冒犯且麻木不仁的」，并宣稱「在當前時刻，繼續為坎摩爾先生提供一個廣播平臺不符合我們所服務社區的公共利益」。

辛克萊集團則更進一步，不僅指責坎摩爾發表了「有問題的言論」，還要求他向柯克家族道歉，并向柯克創立的組織「美國轉折點」進行有意義的個人捐贈，同時誓言在采取適當措施以維護國家廣播平臺應有的標準之前，不會恢復播出該節目。

如果說地方附屬臺的「叛變」是點燃了導火索，那么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席布倫丹·卡爾的介入則無異于火上澆油，將一場企業與媒體人的沖突，轉變為國家公權力對言論自由的直接干預。

作為特朗普任命的官員，卡爾在一檔右翼播客節目中，將坎摩爾的獨白斥為病態和所能想象的最惡心的行為之一。

布倫丹·卡爾

卡爾還發出了赤裸裸的監管恫嚇。他表示，FCC有我們可以考慮的補救措施，并警告ABC及其母公司迪士尼，他們可以用簡單的方式，也可以用困難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外界立刻認為，這是在暗示FCC可能會動用權力吊銷廣播許可證。

在地方附屬臺釜底抽薪和FCC泰山壓頂的雙重壓力下，ABC電視網迅速屈服。

在卡爾發出威脅的短短幾小時后，ABC便發表了一份異常簡短的聲明，宣布將無限期優先播出其他節目以取代《吉米·坎摩爾直播秀》。

特朗普則為這場絞殺行動提供了「官方認證」。他在他的社交媒體平臺上發文慶祝，稱這是「美國的好消息」，并祝賀ABC終于有勇氣做了必須做的事。

至此，從獨白播出到節目被停播，整個過程在不到72小時內完成。

有一個事實很關鍵，這并非一場由公眾憤怒驅動的自發性抵制，所有行動都由機構自發完成。

是地方附屬臺首先制造了一場商業危機，使得ABC的節目在全國上百個市場無法播出，從而在經濟上將了電視網一軍。

緊接著，FCC的監管威脅為ABC的屈服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上的「臺階」，使其可以將停播決定包裝成對所謂「公共利益」和「社區價值觀」的回應，而非對政府脅迫的低頭。

這里要補充解釋一個知識點。在美國，全國性廣播電視網的節目并非直接送達每個家庭，而是通過一個龐大的地方附屬電視臺網絡進行播送。

這些地方臺大多并非由電視網直接擁有和運營，而是屬于獨立的公司集團。近年來，隨著媒體所有權的不斷集中，少數幾家公司控制了全國絕大多數地方電視臺，從而獲得了巨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Nexstar傳媒集團和辛克萊廣播集團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Nexstar是美國最大的地方電視廣播公司，擁有或合作超過200家電視臺，覆蓋116個美國市場，其中包括28家ABC的附屬臺。

辛克萊同樣是一個媒體巨頭，運營著38家ABC附屬臺，并以其明確的保守派立場而聞名。當這兩大集團聯合行動時，它們實際上切斷了ABC節目通往全國數千萬觀眾的渠道，對電視網構成了生存威脅。

然而，這一行動背后存在某種重大利益驅動。因為在停播事件發生時，Nexstar正在尋求FCC批準其以62億美元收購競爭對手Tegna的巨額交易。這筆交易的成敗，直接取決于FCC主席布倫丹·卡爾的首肯。

因此，Nexstar有極強的動機去迎合卡爾及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意愿，通過在坎摩爾事件上采取強硬立場，來換取其商業擴張計劃的綠燈。所以他們的行動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表達，更有可能是一次商業投機。

而布倫丹·卡爾的威脅并非一時興起的即興之舉，而是他長期政治議程的體現。要理解這一點，必須說下「2025計劃」，這是由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為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制定的全面執政藍圖。

該計劃中關于FCC改革的章節，正是由布倫丹·卡爾本人親自撰寫的。

「2025計劃」為FCC設定的議程充滿了干預主義色彩。它提議重新解釋《通信規范法》第230條，削弱社交媒體平臺的法律豁免權；對「大型科技公司」實施更嚴格的透明度規則，以打擊所謂的「反保守派偏見」；并利用FCC的監管權力，在廣播電視領域推行右翼議程。

卡爾在此次事件中聲稱要基于「公共利益」和「社區價值觀」對坎摩爾的「垃圾」內容進行審查，甚至威脅吊銷許可證，這正是「2025計劃」理論的直接應用。

這種行為在法律上有個專門說法，叫jawboning，也就是口頭施壓，以達到審查言論的目的。

盡管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直接審查言論，但通過這種間接脅迫的方式，政府可以繞開法律限制，迫使企業進行自我審查。

作為ABC的母公司，華特迪士尼公司處于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與Nexstar一樣，迪士尼也有重大的商業利益懸于FCC的裁決，其子公司ESPN對NFL Network的收購案，同樣需要監管部門的批準。

回顧迪士尼近年來的行為模式，就可以理解它的退縮并不意外了。

之前為了了結特朗普提起的一起誹謗訴訟，迪士尼曾同意向特朗普總統圖書館捐款1500萬美元。這種「花錢消災」的做法，無疑為特朗普政府傳遞了一個信號：這家媒體巨頭是可以被壓力所左右的。

有報道說，迪士尼高管們收到威脅之后，「一整天都嚇得屁滾尿流」。

所以他們最終的結論是，與其和特朗普政府、FCC，以及強大的附屬臺集團展開曠日持久的法律和政治斗爭，不如犧牲脫口秀主持人——雖然他很受歡迎，但這是可以替代的。

于是，企業自保的邏輯，壓倒了捍衛言論自由的原則。

這起停播事件，絕對會成為一個標志性案例，告訴人們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正面臨著來自國家權力、企業利益和政治極化三方面的系統性侵蝕。這是整個社會話語空間正在收窄的警示。

坎摩爾的遭遇并非憑空發生。就在幾個月前， CBS宣布取消其收視率最高的深夜節目《斯蒂芬·科爾伯特晚間秀》。科爾伯特同樣以其對特朗普政府的尖銳批評而聞名。

盡管CBS聲稱取消節目是出于「財務原因」，但許多觀察家指出，這一決定恰逢其母公司派拉蒙與特朗普達成一項訴訟和解，并有一項重大的公司交易剛獲得監管批準。

科爾伯特節目的終結，可以被視為一次壓力測試或探空氣球。這件事并沒有引發大規模、持續性的反彈。特朗普本人甚至在科爾伯特被取消后公開預測，坎摩爾將是「下一個」，這還不能證明這是一個有計劃、有步驟的清除異議行動嗎？

盡管打壓行動取得了成功，但這次的確也激起了一場廣泛而強烈的反彈。來自不同領域的個人和組織，形成了一個捍衛言論自由的統一戰線，這本身就說明了事件的嚴重性已超越了黨派分歧。

公民自由組織、好萊塢行業工會、大量政界人士、喜劇界同仁都發表了強烈抗議。

尤其是深夜喜劇圈表現出空前的團結。傳奇人物大衛·萊特曼警告說，美國正在走向媒體被管控，這是愚蠢和荒謬的。斯蒂芬·科爾伯特稱之為「赤裸裸的審查」。賽斯·邁爾斯和喬恩·斯圖爾特則通過在自己的節目中進行夸張的、諷刺性的自我審查來表達抗議，假裝對特朗普大加贊美，反向凸顯當前環境的荒謬。

這是「取消文化」嗎？

長期以來，「取消文化」被保守派描繪為左翼通過輿論壓力讓持不同意見者噤聲的工具。然而，坎摩爾事件仍存在很大區別，這是一次由國家權力主導，通過企業代理人執行的「官方取消文化」。

傳統的「取消文化」通常源于民間，通過社交媒體等渠道形成輿論壓力。而此次事件的核心驅動力，是掌握著公權力的聯邦監管機構負責人，以吊銷營業執照作為威脅，迫使公司審查自己的內容。

威脅采取政府行動，其效果與直接的政府審查幾乎無異。它在整個行業內制造了一種「寒蟬效應」，在沒有留下直接法律證據的情況下，實現了壓制異議的目標。

然后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吉米·坎摩爾的職業生涯軌跡。他的早期形象，尤其是在Comedy Central頻道的《男人幫》中，充滿了粗俗、幼稚的兄弟會式幽默。

轉折點出現在他開始將個人生活與公共議題進行深度融合的時刻。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是2017年他含淚發表的一段長篇獨白。

他講述了自己剛出生的兒子比利因患有先天性心臟病而接受緊急手術的經歷，并將這個令人心碎的家庭故事，巧妙地與當時正在進行的關于廢除《平價醫療法案》的全國性辯論聯系起來。

那一刻，坎摩爾不再僅僅是一個插科打諢的藝人，他化身為一個焦慮的父親、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用最真摯的情感呼吁政治家們憑良心投票。這一舉動為他贏得了巨大的公眾共鳴，并將他塑造成一個能夠引導全國性對話的意見領袖。

正是這種演變，賦予了坎摩爾的政治評論一種獨特的質感。與斯蒂芬·科爾伯特那種基于知識分子的尖銳諷刺，或賽斯·邁爾斯那種基于嚴謹新聞調查的深度剖析不同，坎摩爾的批評往往源于一個「普通人」的視角——一個父親、丈夫和公民的真誠、感性的吶喊。

這種貼近生活的表達方式，使得他對特朗普政府的批評更具穿透力，也因此，更具威脅性。

《吉米·坎摩爾直播秀》在形式上遵循了深夜脫口秀的標準模板，也就是開場獨白、嘉賓訪談、音樂表演等等。但這檔節目對病毒式傳播內容的把握和創造，可能是全美最強。

節目創造了多個在美國乃至全球都極具文化影響力的喜劇環節。例如，名人讀惡毒推文，讓一線明星朗讀網絡上對他們最刻薄的評論，解構名人光環，并引發了關于網絡霸凌的討論。

另一經典是每年一度的「我告訴孩子我吃光了他們所有萬圣節糖果」挑戰賽。通過邀請普通父母參與一場善意的惡作劇，創造了無數溫馨又爆笑的家庭瞬間。這些環節的成功，證明了節目團隊對數字媒體時代受眾心理的深刻理解。

可以拿他對比一下斯蒂芬·科爾伯特與賽斯·邁爾斯，盡管三者都對右翼持批評態度，但風格迥異。

科爾伯特的武器是帶有濃厚政治諷刺色彩的知識分子式幽默。邁爾斯的王牌則是其「近距離觀察」環節，以新聞深度報道的方式，對復雜政治事件進行條分縷析。相比之下，坎摩爾的政治評論，更側重于情感共鳴和個人經歷的代入感，更像是在酒吧里與朋友的懇談。

吉米·法倫則走了另一條路。他基本回避了尖銳的政治話題，專注于名人游戲、音樂模仿和輕松愉快的娛樂內容。這種「去政治化」的策略雖然為他贏得了一部分希望逃避現實的觀眾，但也讓他因在政治敏感時刻顯得過于「無害」而受到批評。

收視率數據也印證了坎摩爾的獨特地位。雖然科爾伯特在總觀眾人數上常常領先，但坎摩爾在更受廣告商青睞的18-49歲核心年齡段觀眾中，時常能夠超越對手。他在嚴肅的政治評論和輕松的病毒式娛樂之間，找到了一個獨特的平衡點。

坎摩爾會回歸嗎？

一方面，坎摩爾與ABC的合同將持續到2026年5月，這為他的回歸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和合同基礎。然而，另一方面，反對他的力量異常強大且根深蒂固。

迪士尼公司和鮑勃·艾格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在巨大的企業和政治風險面前，是選擇捍衛一位頂梁柱主持人的言論自由，從而可能招致監管報復和商業損失，還是選擇徹底屈服以求自保？

這是一個關乎艾格個人聲譽和迪士尼公司核心價值觀的決定。

更廣泛地看，坎摩爾和科爾伯特事件，可能預示著一個時代的落幕——在傳統廣播電視平臺上進行尖銳政治諷刺的黃金時代。

這兩起事件清晰地表明，當面臨來自政府的、有組織的、以數十億美元并購案和監管審批為籌碼的壓力時，大型媒體母公司越來越不愿意，也越來越沒有能力去抵抗。

傳統的深夜脫口秀依賴于電視網與地方附屬臺之間脆弱的合作關系，這一模式的內在缺陷在此次事件中暴露無遺。

未來，最尖銳、最大膽的政治諷刺內容，可能會逐漸從受到FCC嚴格監管的廣播電視領域，遷移到更為安全的避風港，例如不受FCC管轄的流媒體平臺（如Netflix、Max）或付費有線電視頻道（如HBO）。

這些平臺不依賴地方附屬臺，商業模式也更多元化，因此更能抵御來自單一政治勢力的壓力。

無論如何，停播事件都是一個強烈的警示信號，說明當政治權力、企業私利和監管規則合流時，壓制批評的聲音是多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