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上海灘的鈔票失竊大案，端木宏峪眼中的“上海印鈔廠大盜案”

1985年11月25日8時20分，人民銀行廣東潮州市支行發行股股長謝某、出納員蔡某、庫管員吳某和警衛文某去銀行庫房領取60萬元的現金。謝某在辦妥了手續后，從庫房中分別領取了8包（用牛皮紙包裹）10元紙幣（每包5萬元），7包5元紙幣（每包2.5萬元），10捆2元紙幣（每捆2千元）和5捆1元紙幣（每捆1千元）。在領取后，四個人將10元和5元的紙幣分裝進三只白色帆布口袋里，其余的紙幣裝進一只旅行袋中，然后四個人每人提著一袋出了庫房，將袋子放上一輛平板車后拉回支行。

上海印鈔廠封包好的5元紙幣包（注意上面的“伍元劵”的貼頭紙封條）

但是，謝某在清點紙幣的時候，忽然在一包原本應該是5元紙幣的鈔票中發現了一扎標有“壹元劵”的貼頭紙封條，要知道這是完全沒有開封的新鈔，5元鈔里怎么可能混入1元鈔的貼頭紙封條？

這一下，蔡某、吳某和文某也緊張起來，他們立即對其它的紙幣進行檢查，發現在一包5元紙幣中有一捆一千張總計5千元的假鈔。

一千張假鈔，總價5千元，支行行長急了，立即通過專線電話向北京的人民銀行總行匯報，總行大驚，立即核實這批紙幣的來源，結果查實這批紙幣是上海印鈔廠印制的。

接到人民銀行總行行長打來的電話后，上海印鈔廠廠長和黨委書記全都懵圈了，因為這是上海印鈔廠自建廠以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盜竊案，印鈔廠有嚴格的規章制度，鈔票從印制到入庫都處在嚴密的監控之下，怎么可能會發生摻入假鈔這樣嚴重的問題？

為了搞清楚假鈔到底是否出自上海印鈔廠，上海印鈔廠保衛科科長鄭某和印鈔車間技術員張某立即動身趕往廣州，會同廣東省人民銀行保衛處對已經被送到廣州的假鈔樣本進行查驗，初步認定其印鈔紙的確來自上海印鈔廠，于是鄭某立即掛了一個長途電話給廠里，要求印鈔廠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報案。

11月26日，來自北京、上海、廣州、汕頭等地的公安、銀行系統的專家齊聚潮州，當晚召開案情分析會。首先，上海印鈔廠的楊副廠長確定了這一捆5元假鈔的確是上海印鈔廠生產的，因為印著“伍元劵”貼頭紙封條在全國的印鈔廠中只有上海印鈔廠一家，別無分店；此外，混在一捆5元紙幣內的“壹元劵”字樣的貼頭紙封條也是上海印鈔廠的獨家產品。

5元紙幣

通過討論，與會人員有以下共識：

1、這是一起蓄意的人為調包作案，并不是普通的生產事故。

2、鈔票中塞進一張“壹元劵”的貼頭紙，這種貼頭紙也是上海印鈔廠獨家生產，那么在押運途中或入庫后被盜的可能可以排除。

3、鑒于上海印鈔廠嚴格的管理制度，犯罪分子應該是印鈔廠的內部人員。

11月27日，楊副廠長帶著那捆假鈔帶回上海，交給上海市公安局的技術部門進行檢查。

11月28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偵查處、上海印鈔廠、人民銀行總行的領導在普陀分局召開了一個小型內部分析會，會上大家針對上海印鈔廠鈔票被調包一事進行討論分析后一致認為這次鈔票被調包的目的是盜竊錢財，犯罪分子的作案動機是貪財，偵查范圍放在上海印鈔廠的成品車間，嫌疑對象是掌握鈔票生產過程且有作案時間和作案條件的人。

但是這包有問題的紙幣是7月8日出廠的，到發現有問題的時候之間已經相隔了將近五個月的時間，排查難度可想而知。

調查得知，上海印鈔廠的成品庫房設在大樓的三樓，生產場地處在半封閉狀態，有專門的值班員看管，操作均在白天，車間有前后兩扇鐵門，工人上下班只走前門，后門沒有特殊情況一般是不開的。每天下班等工人全部退出車間后，值班員要將整個車間的全部門窗統統關上并鎖死，將鑰匙放入鐵箱封存后交給廠保衛科保管后才能離開，其安全措施不可謂不嚴格，可偏偏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上海印鈔廠大樓

通過對現場的仔細勘查，警方一無所獲，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痕跡。偵查員們逐一找在成品庫房工作的職工談話，了解生產工序程序。職工們表示：當時車間印制5元紙幣的任務非常繁重，人手嚴重不足，成品來不及裝箱，只好直接堆放在庫房里頭，這就給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機。

此外，職工們還提供：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打包裝箱，一般來說打包完成后除非發現包裝有破損要重新包裝外，一般就無人問津了，唯一能接觸每一道工序的職工是拉車工。

80年代上海印鈔廠的女工在捆扎紙幣

通過對那幾個成品車間的拉車工的社會關系的排查，偵查員獲得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有個姓華的拉車工嗜賭如命，經常在里弄和廠里聚賭，被抓包后寫過好幾次悔過書，但每次都是收斂一陣子后舊態復萌，每次賭博都會輸掉千元以上，這是遠遠超過華某的收入水平的支出。

于是，警方將華某傳喚到了普陀分局，華某承認自己賭博的惡行，但堅決否認自己拿了印鈔廠的錢去參與賭博：“你們抓我賭博，我服帖，我認罰，但車間鈔票被偷跟我不搭界，偷庫房的鈔票是要‘切花生米’（上海話‘吃槍子’）的，廠里啥人不曉得？我還沒活夠呢。”

通過深入核查，華某所說的屬實，他并沒有作案時間，因此在審查了半個月后只能將華某釋放，案件一時間陷入了僵局。

1986年春，上海市公安局對全市猖獗的盜竊犯罪開展了一場“嚴打”行動，普陀公安分局決心借這股“東風”，在上海印鈔廠保衛科的大力配合下又進行了一次破案努力，希望盡快把犯罪分子給挖出來。上海印鈔廠的三千多名職工也被層層發動起來，積極向警方提供線索，但是一連幾個月下來，排查出來的十幾條線索全部被否定掉，偵破工作依然一籌莫展。

然而，就在偵查員們在這邊一無所獲的時候，1986年7月10日，上海印鈔廠又接到北京印鈔總公司的電話：“在廣東惠陽縣工商銀行又發生一起紙幣短缺事件，金額是2.5萬元。”

接到電話后，上海印鈔廠廠長姚某、技術員張某以及普陀公安分局刑偵科的偵查員小陸立即搭乘飛機飛往廣州，然后轉乘長途汽車趕往惠陽縣——

他們風塵仆仆地趕到惠陽縣后，接待他們的惠陽縣工商銀行出納股股長曾某介紹了案發的過程：

7月10日20時，曾股長開了一張80萬的支票，然后帶著兩個警衛和一名司機到惠陽縣人民銀行庫房提取現金，錢取回來后，曾某叫庫管員點了一下大數，其中兩箱10元紙幣計50萬元，一箱5元的全新紙幣計20萬元外加10萬元的5元舊幣。但在清點的時候發現那箱新的5元紙幣中少了一包2.5萬元的紙幣，但是包裝箱上的封條明明是完整的——

姚廠長和小陸立即會同惠陽縣公安局對錢箱的鉛封進行鑒定，確定是上海印鈔廠的鉛封工序，鉛封內側留有重復擠壓的印痕，說明這個錢箱是正常封箱后被人開啟后又再度封上了，只不過兩個印痕重合度很高，肉眼是覺察不了的，所以更加確定犯罪分子是上海印鈔廠內部人員。

姚廠長將錢箱帶回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刑偵處的技術人員又對錢箱進行了技術檢查，確定了惠陽縣公安局同行的鑒定結果。在隨后的案情分析會上，大家的意見出現了分歧：

一方認為鈔票雖然可能是印鈔廠印制的，但失竊地點并不一定在印鈔廠內；

一方認為錢箱是1985年12月18日裝箱、12月20日出廠押運到上海重點庫，12月24日運往惠陽，期間時隔七個月，途經幾個省，押運途中途經的庫存單位都有動手腳的可能性；

還有一方認為5千元一案和2.5萬元一案的作案手法非常相似，兩起案件很可能是同一人所為，罪犯是個熟悉生產工序，會打包裝箱，知道鈔票從印刷到投放市場要相隔很長一段時間的內部人員。

兩起案件加起來案值已經達到3萬元，大為震驚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表示大力支持公安部門的偵破工作，要求各地支行分行追查從上海印鈔廠發出至離開上海后的去向軌跡，從中發現是否有新的鈔票失竊，掌握更多的犯罪線索。

7月21日，人民銀行小東門儲蓄所報告：“我們接到上級部門協查通知，對所里所有回籠的5元紙幣進行翻查，發現1985年12月21日回籠的一扎鈔票里有一張號碼是被盜的2.5萬元中的一張鈔票。”

老照片 人民銀行儲蓄所

偵查員查看了這扎鈔票的封條，確定封條上的日期是1985年12月21日，上面還有出納員的名字。這就意味著錢箱是12月20日上午從印鈔廠押運到上海的重點金庫，而儲蓄所12月21日就已經回籠了鈔票——

于是，偵查員問儲蓄所的柜臺負責人這么一個問題：“鈔票回籠，是否當天就封條？”

得到的回答是：“按照儲蓄所的慣例，一般回籠鈔票當天無法封條，至少要隔一兩天。”

這說明12月21日封條的鈔票回籠的日子是12月19日或者12月20日，而這個時候鈔票肯定還在上海印鈔廠的庫房內，這就意味著問題依然出在上海印鈔廠內。

上海印鈔廠內連續發生兩起紙幣盜竊案，這已經不是普陀分局一家能“吃”下來的，該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偵查處出手了！

1986年8月2日，時任上海市副局長的易慶瑤親臨刑事偵查處，要求刑偵處處長端木宏峪出面組織一個精干的專案組，盡快偵破上海印鈔廠大盜案。當天，端木宏峪帶著張聲華、鮑家良等得力手下來到普陀公安分局，會同普陀分局以及人民銀行保衛部門組成了二十人的專案組，專辦此案。

和手下分析案情的端木宏峪（穿警服者）

在仔細聽取了普陀分局匯報的基本案情后，端木宏峪提出此案的關鍵是弄清每個嫌疑人的8小時和16小時的關系。罪犯既然敢冒著被槍斃的風險連續作案，必定是個財迷心竅的人，而至今沒有被排查出來，說明罪犯也是個隱藏很深的人，雖然之前有劣跡，但肯定不是兩勞人員。

端木宏峪接著分析道：“犯罪分子既然要偷鈔票，目的是為了花用，偷鈔票不花用，那偷鈔票干什么？因此時間一久在經濟上一定有所暴露，但這個暴露不可能在8小時的上班時間內，因為周圍都是眼睛，所以只能在16小時的業余時間內。在這段時間內犯罪分子認為已經脫離了組織和群眾的監督，可以自由自在，思想放松了警惕，也就敢花錢了、所以你們在劃定嫌疑人后，必須要逐個弄清他們在16個小時業余時間內的經濟活動。”

“另外，向人民銀行全市各儲蓄所發協查通報，要求他們協助控制贓款。”

1986年11月3日，人民銀行威海衛路儲蓄所儲蓄員方某接過一個顧客手中的存款單和現金，在數鈔票的時候突然發現這些鈔票中有87張連號的5元紙幣的編號屬于被盜的贓款，于是在匯報儲蓄所主任后將人請進辦公室進行盤問。結果這名女顧客很坦然地說：“這些鈔票也不是我的，是我們廠里的同事老陳要我代她來存的，這種新的5元鈔票她那里有很多，還換給了我一些，我都放在廠里的宿舍。”

端木宏峪接到這條重要線索后，立即找到某廠退休女工陳某了解情況，陳某表示這筆錢是她3月從儲蓄所提取的，用到現在尚有剩余，于是就又托人存回威海路儲蓄所，于是這條線索又斷了。

端木宏峪

隨后的幾個月的時間內，又不斷又新的控制贓款的信息匯總到端木宏峪的案頭：先后有三家儲蓄所上報發現贓款，總價超過3千元。據統計，這些贓款回籠時間都在1986年春節前后，都是在公安機關立案之前就已經銷贓，犯罪分子從威海衛路儲蓄所等三家儲蓄所購買了定期和定活兩便儲蓄存單，轉手再換個儲蓄所取出，使贓款“洗白”。

1987年4月8日上海印鈔廠又接到北京印鈔總公司的來電：“吉林農安縣農業銀行在4月3日發現一包2.5萬元新的5元紙幣中又少了一捆5千元的紙幣。上面的貼頭紙封條出廠日期是1985年7月8日，和第一起5千元的案子上的貼頭紙封條是同一天印上去的。”

端木宏峪立即派人前往農安將那一包短缺的5元紙幣帶回上海，發現這包紙幣確實是1985年7月8日出廠的，作案手法也和前兩起案件相同，唯一的區別就是牛皮紙包裝被調換過。

端木宏峪對前段時間的工作進行了總結，發現那個階段專案組并沒有貫徹自己“弄清每個嫌疑人的8小時和16小時的關系”的要求，作為具體主抓的專案組副組長張聲華的檢討，他主要將主要警力放在發現和控制贓款流向方面，希望以錢找人，而對“弄清每個嫌疑人的8小時和16小時的關系”則認為工作量太大，并沒有特別上心。

張聲華（左）

為此，一貫好脾氣的端木宏峪對這個愛徒在此案中的表現非常失望，但端木宏峪并未訓斥張聲華，而是給張聲華上了一道“緊箍咒”，讓另一個愛徒——刑偵處副處長裘禮庭出任接下來的專案組常務副組長，代替年事已高、精力不濟的自己來直接指揮專案組接下來的偵破工作，并且再三叮囑：“一定要弄清嫌疑對象8小時和16小時的關系”。

裘禮庭

此時，這個案值已經有3.5萬元的案子已經引起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受市委書記芮杏文、副書記兼市長的江澤民的委托，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石祝三親臨專案組，問裘禮庭：“這個案子什么時候可以破？”

石祝三

裘禮庭回答：“最快國慶節前，最慢年底！”

石祝三拍手叫好：“破案日期由你定，如果如期破案，我親自為你們慶功，如果破不了案，我撤你裘禮庭的職！”

6月12日，國務委員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視察了上海印鈔廠，并慰問了專案組全體成員，表示“銀行口”將全力支持和配合專案組辦案，有要求有困難盡管提，極大鼓舞了專案組的士氣。

陳慕華

7月9日，偵查員張雷民在永安里居委會對住在這里的印鈔廠成品車間庫房拉車工張德康的情況時得知張德康已經在1986年7月搬遷至曹楊地區居住，于是立即來到曹楊路派出所跟蹤這條線索。

曹楊路派出所戶籍警沈德方和居委干部反映：張德康自從搬到曹楊地區后，新房裝飾一新，富麗堂皇，家中有許多高檔家具和時髦服裝。張雷民頓時想到張德康熟悉鈔票的全套生產操作工藝并有條件出入庫房，于是他立即回到普陀分局的專案組駐地，向裘禮庭匯報。

裘禮庭大喜：“這個對象蠻像的，馬上開展重點調查！”

經初步調查，張德康現年40歲、已婚，育有一個男孩，父母和岳父都已經先后病故，岳母尚在。1986年印鈔廠分配給他曹楊新村的兩室戶的住房，夫妻倆的經濟收入屬于一般水平。

1986年開始，張德康整個人的外貌變得時髦起來，新衣服一件接一件地換，頭發也理成了當年流行的“爆炸式”，手指上也戴上了金戒指，他的愛人也燙了卷發，戴上了項鏈和戒指。1986年到1987年這一年半時間里，張德康總共花掉了超過1萬元，經濟極為反常。

張德康的一個親戚反映：張德康曾對他講：“廠里鈔票被盜，要是有人來調查，就說岳父去世前留給我兒子一筆巨款”。

于是，裘禮庭將專案組分成三路，分別找張德康夫婦以及張德康的岳母核實家庭收入來源，結果三人說法根本就對不上，漏洞百出。

7月11日，聽完裘禮庭匯報的端木宏峪拍板，對張德康拘留審查，并讓大案隊隊長谷在坤出馬負責審訊張德康。

谷在坤（左）

于是，谷在坤和張德康之間就有了如下的“較量”。

谷：“張德康，車間里發生的盜竊案你是清楚的，現在請你說說你的想法。”

張：“我沒啥想法，車間里鈔票被偷跟我不搭界的！”

谷：“那談談其他方面！聽說你愛好攝影，家里頭一定有照相機吧？”

張：“有的，（海鷗）135和120各一只。”

海鷗135相機

海鷗120相機

谷：“兩只照相機什么時候買的？”

張：“我想想——噢，想起來了，去年買的。”

谷：“聽說你家里去年添了不少東西，可不可以報一報？”

張：“冰箱、彩電、吸塵器，還有黃貨，不過買這些東西的鈔票都是有來源的。”

谷：“鈔票哪里來的？”

張：“岳父去年‘走’的時候留給我兒子一筆鈔票。”

谷：“有多少？”

張：‘5千塊。’

谷：“現鈔還是存折？”

張：“存折。”

谷：“存在哪里？”

張：“我忘了，你們可以去問我老婆，存著她收著。”

谷：“據我所知，你岳父每月的退休工資只有70塊錢，又常年住院治病，你岳母又是家庭婦女沒有收入的，他哪里存的下5千塊？”

張：“這我不曉得，我岳父以前家里蠻有錢的，總歸會存下一點的。”

谷：“你岳父‘走’前還給過你黃貨，黃貨是啥？”

張：“一只金鐲頭，一只戒指，后來金鐲頭打了一根項鏈和兩只方戒。”

方戒

谷：“瞎講，你岳父給你的黃貨分明是‘小黃魚’（上海人對金條的稱呼），你怎么講是金鐲頭？”

張：“什么‘小黃魚’？我不曉得！”

谷：“是不曉得還是不想講？”

張：“我講不清。”

谷：“講不清就是有問題！”

張：“我有什么問題？！”

谷：“鈔票被盜的問題！”

張：“我——”

谷：“我們了解清爽了，你岳父‘走’前就給過你黃貨，鈔票沒給過。說你岳父給你鈔票是你教你親戚來糊弄我們的，現在要不要把你親戚叫來和你講講清楚？！”

張：“啊！”

谷：“還不交代嗎？！”

張：“我交代，我交代，我認輸了！”

審訊嫌疑人的谷在坤（穿灰衣）

張德康的供詞如下：

“1985年的7月初，是我的第一次作案時間。當天下班時，我悄默默地爬到了鼓風機上潛藏起來，等到大家下班后我耐心等到晚上10點左右，從鼓風機上跳下來，用事先帶著的兩條鉗工鋸鋸斷庫房的掛鎖進入庫房拆開一包產品（5元），從里面取出一捆（5千元），并用一捆“貼頭紙”調包，然后又用同樣的方法拆開另一包產品，又取出一捆（5千元），但貼頭紙沒有了，所以就沒有充進去。然后我走出庫房，將門插上，用自己帶來的一把新的掛鎖將門重新鎖上，再鎖眼上貼上小封條，用掃帚將地上的鐵屑掃掉……隨后我又在鼓風機上心驚膽戰地躲藏一夜，次日才敢混入上班人群將贓物帶出。”

“回家后，妻子問我怎么一夜不歸，我說在外做生意，沒敢告訴妻子事情真相。以后，我到儲蓄所買了“定活兩便”存單，看風頭已過，心又癢了起來，1985年的冬天又偷了一次，這次是2萬5千，但因為外包裝紙不平整，所以把包拆開后重新用新的牛皮紙包好，封包單是用茶水浸濕后揭下再貼上去的。”

“每次得手后，我都把鈔票放在一只從更衣室拿來的鐵皮圓桶里，上面蓋上一件工作衣，在上班后趁人不注意拎著出車間，放入更衣箱，當天下班后把鈔票放在我的黑色人造革包里帶出廠。”

“我原本只是想手頭寬裕點，有用不完的鈔票，想買什么就買什么，但一動手就收不住了。其實我曉得，只要鈔票用了，早晚會被你們發現的，但我要是不用這些鈔票，我偷這些鈔票還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最后還是沒忍住把鈔票用了。”

在張德康的指認下，專案組收繳了還沒來得及被揮霍掉的1.75萬元，而張德康用贓款購買的贓物也被專案組悉數收繳。

至此，這起震驚上海灘的現金盜竊案歷時一年零八個月終于告破，破案后，裘禮庭表示：“如果沒有端木處長的提醒，這案子破不了，到時候我肯定會被撤職。”

端木宏峪笑了笑：“撤職還輪不到你，肯定先撤我的職！”

張德康最終因為盜竊罪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