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加兄弟的中朝關系，因何在1965年開始產(chǎn)生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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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5年之前中朝關系也都是不錯的，但是到了1965年，號稱同志加兄弟的中朝關系，也出現(xiàn)了裂痕，而且越來越惡化。

這期間到底發(fā)生了些什么？中朝關系為什么會惡化？惡化到了什么程度？

在1965年9月3號，人民日報用四個版發(fā)表文章《人民戰(zhàn)爭勝利萬歲》，這是林彪署的名字。

這篇文章無疑是一則宣言，它表明中國的對外政策也開始"左"，也就是我們講的“革命外交”。

同時，中國的對外機構(gòu)也都完全變成了宣傳革命的基地。這樣一來就對中國的對外關系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當時的中國，在國際上處于被“孤立”的狀態(tài)，即使在社會主義陣營內(nèi)部國家，從中蘇分裂之后，大多數(shù)也都跟著蘇共走了。

除了阿爾巴尼亞以外，大多數(shù)國家也都跟中國斷了聯(lián)系。

如越南勞動黨，也為了獲得蘇聯(lián)更好更多的援助，轉(zhuǎn)而背刺中國，跟蘇聯(lián)打得火熱，日積月累，這才有了后來的“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

中朝關系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之下，發(fā)生了一系列的變化。

對于中朝而言，只有在反美的斗爭當中，雙方的利益和方針才是一致的。

1965年之前，雖然當時中蘇分裂，朝鮮還是跟中國的關系還是比較緊密的。

因為在此之前，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lián)，對于朝鮮的援助是比較消極的，這樣朝鮮跟中國的關系一直還是比較緊密。

隨著赫魯曉夫下臺，上臺的勃列日涅夫，開始重新關注重視對朝鮮的援助。

在這種大形勢下，朝鮮在中蘇之間采取這種"騎墻"的政策。

在此之前，實際上中國是能夠容忍朝鮮這種政策的，也能夠理解朝鮮，想要獲得雙方援助的這種目標。

隨著中國的對外政策轉(zhuǎn)向"極左"，這樣一來，對于朝鮮的"騎墻"也就不能夠再容忍。

隨著"文革運動"的展開，雙方之間的關系也就開始急劇惡化。

當時中朝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xiàn)在3個方面。

首先第一個就是對待蘇聯(lián)的態(tài)度和立場上。

1965年3月召開的莫斯科會議，標志著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正式解體。

1966年3月中共拒絕參加蘇共二十三大，也標志著中共徹底與蘇共斷了聯(lián)系，而此時朝鮮卻與蘇聯(lián)越來越近。

1965年12月金日成就委托朝鮮駐蘇聯(lián)大使，向蘇聯(lián)方面表示他本人非常重視蘇聯(lián)對朝鮮的援助，而且希望勃列日涅夫能夠接見他。

在1966年3月北京就向平壤施加壓力，希望朝鮮不要派代表參加蘇共23大。

但是朝鮮依舊派出了代表團，并由外相親自帶隊。

緊接著受蘇聯(lián)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聯(lián)合會提出倡議，希望在1966年5月，在朝鮮召開會議來討論對越南援助問題。

由于中國方面的抵制最終這事沒成，朝鮮對此感到非常的不滿，于是就給旅日朝鮮人總聯(lián)合會發(fā)去了一封信。

這封信中指責中國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團結(jié)，以上的種種舉措確實也讓朝鮮從蘇聯(lián)那得到了一定的實惠。

1965年6月20號，蘇朝之間簽訂了經(jīng)濟合作新技術協(xié)定，蘇聯(lián)提供了一批援助，包括一些企業(yè)和項目，還有提供了一些貸款。

與此同時朝鮮內(nèi)閣第一副首相金一訪問了莫斯科，雙方之間還簽署了進一步加強朝鮮國防能力的協(xié)定。

在1968年8月蘇聯(lián)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對此表達了強烈的抗議，但朝鮮對此卻默不作聲，甚至在私底下表示贊許。

此后中國又拒絕參加了朝鮮建國20周年的慶祝活動。

理由就是說有蘇聯(lián)修正主義者在場不便發(fā)表自己的觀點。

當時中朝之間的分歧，有一個戲劇化的一幕在平壤街頭就表現(xiàn)出來了。

當時中國使館就在樓頂上放置了一個標語牌，就是"反帝必反修"。

朝鮮則在馬路對面也豎立一塊標語牌，叫做"堅決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jié)"。

當時中國自認是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中心，而朝鮮則處處強調(diào)獨立自主不聽北京的指揮，甚至借古諷今，通過批判四大主義來影射中國的大國主義。

當時朝鮮的報刊紛紛刊登歷史文章和照片，講述高句麗抗擊隋朝和唐朝的歷史，甚至關閉了朝鮮的華僑學校，而且朝鮮多次警告中國使館關閉宣傳櫥窗，但是在中國使館置之不理的情況下，朝鮮又以維修為名將中國使館附近的道路封閉了。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朝鮮對于中國的那場運動采取了批判的立場。

文革剛一開始朝鮮的報刊就連載文章，對此進行批判。金日成對此最直接的評價，就是1966年5月份在海參崴與勃列日涅夫進行會晤的時候，他對此評價道

"簡直愚蠢得不可思議"。

以上的三點也就表明中朝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出現(xiàn)了嚴重的分歧，這就導致雙邊關系開始逐漸的下降。

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加上外交的失控，確實讓中朝關系一度降到了冰點。

但與中蘇關系、中美關系和中越關系還是完全不同的，簡單來說就是冷淡而沒有對抗，惡化而沒有決裂。

從表面上來看到1967年中朝之間的交往已經(jīng)十分微弱。

1966年10月26號中國駐朝大使焦若愚奉調(diào)回國，沒有再回來。

11月21號朝鮮駐中國大使樸世昌也奉調(diào)回國。

1969年5月中國駐朝使館的人員有2/3都已經(jīng)回國了，而且中國也沒有派人參加朝鮮建國20周年的慶祝活動。

這讓朝鮮人看來是對他們的一個極大的侮辱。

另外在"那場運動"初期，朝鮮的華僑學校都換成了朝鮮人為校長，而且很多華僑學校隨后也都被關閉或者取消，或者已經(jīng)并入到了朝鮮人的學校。由于受到虐待和排擠，大量華僑開始紛紛私自越境回國。

1966-1968年這期間，吉林省的7個口岸共計接待了6285名華僑，遼寧省一共接待了1900多人。

在中國方面，紅衛(wèi)兵小報和大字報也開始散發(fā)一些關于朝鮮的謠言和對朝鮮的這些攻擊性言論。

1967年1月就出現(xiàn)了朝鮮發(fā)生政變，朝鮮副首相金光俠被捕的這種謠言。

2月19號在北京街頭也出現(xiàn)了攻擊金本人的大字報，說他是赫魯曉夫的徒子徒孫。

朝鮮對于這些謠言和攻擊言論的通常不以報刊的方式進行回擊，只是在外交場合通過散發(fā)書面聲明和口頭聲明來回應，或者直接向中國使館提出抗議。

在1965年到1969年，中朝交惡的社會現(xiàn)象主要發(fā)生在中朝邊境地區(qū)，當時比較有名的就是廣播喇叭大戰(zhàn)。

1968年夏天的時候，中朝兩國工人在中朝合建的鴨綠江上的水電站，一邊共同勞動修繕大壩，一邊用大喇叭各自宣傳自己的口號、自己的觀點，每天十多個小時熱鬧非凡。

在1969年初，在延邊地區(qū)，上海知青和當?shù)氐脑旆磁删凸餐趫D門口岸建立了一個巨大的領袖像，搭了架子安上了擴音器，就向?qū)γ嫘麄魑恼潞陀^點。

朝鮮這邊也是如法炮制，跟中國這邊做了一樣的事情，雙方也就這么對著喊話，丹東也發(fā)生了同樣的事情。

在那場運動當中還有一件事情是鬧得比較厲害的，就是造反派到處抓"朝鮮特務"。

當然了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朝鮮族干部，朝鮮族干部不僅在工作當中受到排擠，而且有一些還遭到了揪斗，關押審訊。當然了朝僑和朝鮮族群眾也受到了波及。

從1967年到1970年10月，在延邊地區(qū)一共有上萬人因"朝修特務"案被逮捕。

從1965年到1969年，盡管在這期間中朝來往比較冷淡，中朝的社會情緒比較對立，但是從官方的角度來看，高層都不想看到中朝關系持續(xù)惡化下去，最終走到?jīng)Q裂的地步。

這期間中國發(fā)生的一些過激行為往往都是紅衛(wèi)兵和造反派自發(fā)的一些行為。

官方的角度來看，一些報刊和文件當中從來沒有稱朝鮮為修正主義國家，一些政策性文件也從來沒做出過不利于朝鮮的指示。

對于中國的一些過激行為，朝鮮的報刊也往往不予報道不予理睬。

對于朝鮮的一些含沙射影的批判，中國方面往往也不予理睬。

1967年初的時候，朝鮮外交官散布了一則謠言，就是說中國打算利用1956年逃到中國的朝鮮干部來反對朝鮮。但實際上中國在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克制的。

只不過在文革初期，隨著中朝交惡，逃到中國的朝鮮干部生活情況得到了改善，把他們從流放和勞改地安排到了北京、上海、西安、太原、青島等地，生活情況確實有所提升，但是確實也沒有打算利用他們做一些什么反對朝鮮的事情。

至于經(jīng)濟關系，金日成曾對蘇聯(lián)人講，中朝雙方的貿(mào)易雖然沒有中斷，但是也只是維持在最低水平。

雖然雙方簽訂了貿(mào)易協(xié)定，但是顯然中方不打算履行相關的責任。

實際的情況是1966年的時候，中朝貿(mào)易額達到了2億多美元，這是歷史最高水平。

即使到了1969年還有9200萬美元，顯然他所說的并不符合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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