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中，日軍百人斬的兇手，最后是何結(jié)局？

1937年冬天的南京，寒風吹過秦淮河時，裹著的不是水汽，是刺鼻的血腥味。城門口的電線桿上掛著百姓的尸體，街道上的血凍成了黑紅色的冰碴，而兩個日本兵正舉著沾血的軍刀，笑著比誰殺的人更多——這不是電影里的虛構(gòu)場景，是真實發(fā)生在南京大屠殺中的“百人斬”暴行，那兩個兇手，一個叫向井敏明，一個叫野田毅。

　　說起來，這倆人原本只是日軍第十六師團的普通軍官，卻因為一場喪心病狂的“殺人競賽”，成了臭名昭著的戰(zhàn)犯。1937年11月，日軍從上海向南京進攻，這倆人為了“找樂子”，居然約定從無錫開始，誰先殺夠100個中國人就算贏，還把這場暴行當成“功績”，讓日本媒體《東京日日新聞》(現(xiàn)在的《每日新聞》)跟著報道。報紙上配著他倆舉刀的照片，標題寫著“百人斬競爭!向井少尉斬89人，野田少尉斬78人，接近目標”，字里行間滿是對屠殺的炫耀，完全沒把中國人的命當回事。

　　等他們打到南京郊區(qū)的時候，這場“競賽”還在繼續(xù)。向井敏明后來跟人吹噓，他殺到第106個人時，軍刀都劈卷了刃;野田毅更殘忍，不管是老人還是小孩，只要碰到就舉刀砍。當時有個幸存的南京百姓回憶，他躲在菜窖里，親眼看見野田毅把一個抱著孩子的婦女攔下來，先殺了孩子，再殺了婦女，之后還對著尸體踢了兩腳，嘴里罵著聽不懂的日本話。那時候的南京，像這樣的慘劇，每天都在發(fā)生，而向井和野田，就是制造慘劇的惡魔。

　　可惡魔也有怕的時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這倆人為了躲罪，趕緊換了便裝，混在老百姓里逃回了日本。向井敏明回了老家山口縣，假裝成普通農(nóng)民，每天下地干活，想把過去的罪行埋在土里;野田毅則躲到了廣島，還找了份工廠的工作，對外只字不提自己在南京的所作所為。他們以為時間久了，沒人會記得那場“百人斬”，以為南京的血能被歲月沖淡。

　　但他們想錯了——中國人從來沒忘過這筆血債。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政府成立了戰(zhàn)爭罪犯審判法庭，開始追查在南京大屠殺中作惡的戰(zhàn)犯。1946年，有人在舊報紙堆里翻到了當年《東京日日新聞》報道“百人斬”的文章，上面的照片清清楚楚，名字也寫得明明白白。消息傳到中國，檢察官立刻著手調(diào)查，很快就確認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下落，通過國際法庭要求日本政府引渡這倆人。

　　一開始，日本政府還想包庇，說“找不到人”，可中國這邊證據(jù)確鑿，連他們老家的地址、親戚的名字都查得一清二楚。沒辦法，日本只能把向井和野田交了出來。1947年2月，這倆戰(zhàn)犯被押回南京，關(guān)押在雨花臺附近的監(jiān)獄里。

　　審判那天，南京城里來了好多百姓，大家擠在法庭外面，想親眼看看這兩個兇手的下場。法庭上，檢察官拿出了當年的報紙、幸存者的證詞，還有他們自己在日軍內(nèi)部會議上承認殺人的記錄。向井敏明一開始還想狡辯，說“那是媒體瞎寫的，我沒殺那么多人”，可當幸存者站出來，指著他說“我記得你，你當年在中華門砍死了我哥”的時候，向井的臉一下子白了，再也說不出話來。野田毅則全程低著頭，雙手發(fā)抖，可再怎么害怕，也換不回那些被他殺死的無辜生命。

　　1947年12月18日，南京軍事法庭作出判決：向井敏明、野田毅犯有戰(zhàn)爭罪、反人類罪，判處死刑。執(zhí)行死刑的那天，好多南京百姓早早地來到雨花臺刑場，有人手里拿著寫著“血債血償”的牌子，有人眼含著淚，等著看兇手伏法。上午10點，槍聲響起，這兩個手上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惡魔，終于得到了應(yīng)有的懲罰。刑場周圍響起了百姓的掌聲，那掌聲里，有憤怒，有悲痛，更有對逝者的告慰——南京的血，沒白流。

　　可能有人會問，這么多年過去了，為什么還要提這些事?不是為了記恨，是為了記住。記住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暴行，不是為了延續(xù)仇恨，而是為了提醒所有人：戰(zhàn)爭的殘酷遠超想象，人性的惡一旦沒有約束，會釀成多大的災(zāi)難。現(xiàn)在的南京，秦淮河又恢復(fù)了往日的平靜，中華門的城墻上再也沒有彈孔，可那些在大屠殺中逝去的生命，需要我們永遠銘記。

　　就像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的那句話：“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原諒不是對兇手的寬容，是對自己的解脫;而不忘記，是為了讓“百人斬”這樣的慘劇，永遠不再發(fā)生。這兩個兇手的結(jié)局，是歷史給出的答案——任何踐踏生命、犯下反人類罪行的人，不管逃到哪里，不管過多少年，終究逃不過正義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