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石：一個拒絕被馴化的靈魂

醒石: 一個拒絕被馴化的靈魂

黎荔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東晉陶淵明晚年辭官歸田，其居所東邊有一塊大石。陶淵明賞石，每每于醒醉之間，倚石為榻，醉眠其上，名之曰“醒石”。

東晉亂世，濁流翻騰，五斗米的卑躬折腰，壓彎了多少人的脊梁？陶淵明卻在官衙濁氣里，揮別了他不屑為之的官冕。他返回清幽的鄉間，從此他茅屋的東側，矗立一方青石，如孤峭聳起的船島，渡他泊于浩蕩的塵世之外。此石亦成為他獨特的“醒石”：每當酒酣耳熱卻又不愿完全沉溺于混沌之時，他索性斜倚其上，枕著溫潤的清涼，任憑天地在朦朧的視野中旋轉，醉臥中仰看云卷云舒。

醉與醒的邊際，在這方山石中悄然消彌了。那青石看似冰涼無聲，卻刻下了一道道深深淺淺的年輪。半醉半醒之間，石頭的涼意，自脊背緩緩浸透全身，他那微閉的雙眼，卻洞徹著一份清凌凌的了然。醉態之中，陶淵明與“醒石”相偎依，血肉之軀竟漸染霜石的凜然風骨。每逢醉深了，他枕石臥眠，身體貼附處慢慢浸染青石氣息。待到東方漸漸灰白，涼颼颼的朝露，便從石面上輕悄爬上他的額頭鬢角，將他自沉沉酒意里喚醒。

石，代表著自然、原始和本真。山野里的石頭，形狀各異，有的粗糙，有的光滑，有的大，有的小，都是未經雕琢的最真模樣。石，還代表著傲岸與灑脫。從古至今，任滄海桑田變幻，任風吹日曬雨打，石頭永遠傲然地屹立在那里，不受環境影響。五柳先生倚石觀石，醉臥山野之間，以天為蓋，以地為廬，以自然為友，自由而灑脫。他在山野之間，醒悟人生哲思，像石一樣，堅定而傲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灑脫的心態處世，以超然的智慧生活。世人只頌揚五柳先生“采菊東籬下”的淡泊，“歸去來”的灑脫，殊不知醉石背后，挺立的恰是硬過磐石的一身風骨。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門閥制度森嚴，官場腐敗盛行，權臣桓玄、劉裕相繼專權，最終導致晉室傾覆。在這樣的時代里，大多數士人選擇了三種生存策略：或如謝安周旋于權力之間，試圖調和矛盾；或如桓溫野心勃勃，企圖取而代之；更多的人則是隨波逐流，在體制內謀求一官半職，得過且過。而陶淵明選擇了第四種道路——脫下官服，解下印綬，轉身離去，回歸田園。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對那個扭曲價值體系的徹底否定。

醒石見證了陶淵明與世俗價值的決裂過程。當他醉臥石上，旁人看到的是一個落魄的酒鬼；而當他清醒獨坐，這塊石頭卻成為他思考的靜默伙伴。陶淵明曾在《歸去來兮辭》中寫道：“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這種對自由的向往，不是消極的逃避，而是積極的抉擇。他將自己的選擇稱為"守拙"，這種“拙”恰恰是對世俗“巧”的最大反抗。在那個以門第、官位論人的時代，他固執地堅持以人格的完整與否作為衡量標準。醒石沒有玲瓏的形態，沒有珍奇的質地，只是簡陋的鄉間草廬之側，橫臥著的一塊不起眼的大石。這塊石頭之所以特別，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陶淵明賦予它的意義：一個拒絕被時代馴化的靈魂的見證者。

醒石旁的生活細節揭示了一個更為真實的陶淵明。史料記載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實則是他對形式主義最辛辣的諷刺。他“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卻依然“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這些生活場景中的堅持，無不體現著他對生命本真的執著。醒石作為這些場景的固定背景，默默見證著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自己的哲學。

陶淵明對醒石的情有獨鐘，反映了他對自然的獨特理解。不同于當時盛行的玄學空談，他將自然視為可以對話、可以依靠的真實存在。他在《飲酒》詩中寫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種與自然無言的交流，在醒石旁達到了極致。石有情，可蔽風雨，可曠心神。石有靈，守護著天地萬物。石頭沉默無言，不會阿諛奉承，不會因世態炎涼改變態度，正是這種恒常不變的特性，給了陶淵明最大的精神慰藉。

陶淵明的醒石歷經千年風雨，可能早已風化不存了。但那種在混沌中保持清醒、在妥協盛行的時代堅持不妥協的精神，卻永遠定格在中國文化的記憶里。對我而言，“醒石”象征著在沉醉于自然或者在思考人生的混沌狀態之后，重新獲得清醒的意識，以一種更加超脫的視角去看待一切。“醒石”非石，它更象征著某種介乎于迷醉與清醒、寧靜與孤獨、真實又超然的姿態，是一種經過體察感知后既得還失的獨特體驗。它不是一種生活寫照，而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意象。

如今人間不知幾度更迭，然而多少遭挫折的魂靈，仍在尋覓各自可以倚靠的“醒石”？那塊傳說中的醒石，依然屹立在某處提醒我們: 真正的清醒不在于標新立異，而在于有勇氣堅持內心的真實；不在于激烈抗爭，而在于拒絕被同化的定力。每個人心中都該有一塊“醒石”，在醉與醒之間，幫我們記住自己最本真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