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社保、農民與“納稅光榮帽”

這幾天來，關于農民、社保、納稅、退休等相關話題的討論有很多。其中有許多說法，都讓我感到憤怒。

我也想結合自己的實際經歷，講講這些事。

我小時候為什么而讀書？是為了脫掉“農皮”而讀書，是為了“坐街”而讀書。父母是這么叮囑的，村小的老師們也是這樣講的，只是課本上不是這樣寫的。

何為“農皮”？就是農民的身份。那身份，就像是一張皮長在了人的身上，鑲嵌在骨肉里，浸潤在血液里，是娘胎里帶來的，要想脫掉它，要想有一個新的身份，就非得扒皮剔肉、傷筋動骨、面目全非不可。

十幾年、二十余年后回頭一看，覺得“脫農皮”這個說法，實在是太過鮮活生動、太形象、太有創造力了，非有刻骨銘心、痛徹心扉的實際感受，不可能造出這個詞語來。只是小時候是“身在此山中”，沒有察覺到而已。

如何脫掉“農皮”呢？對于身為幼兒、孩童的我們而言，那就只有在農忙之余好好讀書了。

如何才算是“脫掉”農皮？那就是過上好的生活，成為“工作人員”，掙到錢，有車坐，在城里“坐街”。

那時，“工作人員”這個詞，并不用加前綴，這四個字，就等同于有編制的人。做其余工作的人，都不屬于“工作人員”。

“坐街”這個詞，在四川話里，讀作“坐gāi”，小時候，這是村里的流行語，它的意思，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不是要去坐在街上討飯吃，而是去當城里人。

有“坐街”這個詞，但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坐農”、“坐田”，因為不可能坐著當農民。在田地里，農民得站著、弓著、蹲著、跪著、甚至是趴著。

2000年左右我入讀小學，一年級時，我們全班同學就被班主任老頭分配了一項任務，那就是回家找父母要錢，然后帶到學校交給他。

找父母要什么錢呢？要農稅提留款，大概三四百元。

村里的干部們在農民家里收不到，于是就讓村小的老師們找孩子們要。我一直記得，社長村長坐在我家不走，但父母卻拿不出錢的窘境。

父母們即使有錢，一開始也并不愿意交給老師，能拖就拖。

我們這些小學生，還有我們的父母，都被這位老頭罵了個狗血淋頭。對于那些交費不積極的學生，老頭讓他們回去問問父母：錢放在家里是不是可以下崽？

有些學生回家后，果然就這樣問了父母。有些父母說，錢存在折子里，可以下崽。有些父母說，錢上有男有女，可以下崽。更多的人，則是對老頭破口大罵，包括我的父母。

讓老師幫收農稅提留的辦法，有奇效，村干部一兩個月收不到的錢，老師們一兩周就收齊了。

父母們害怕孩子在學校被老師針對，孩子們拿不到錢，也不敢去學校。有些父母擔心孩子在上學路上把錢搞丟了，或是被騙走了，于是就會自己來到學校，親手交給老師。

這樣的事，經歷過大概三四次吧。

我在七八歲的年齡，就成了一個小小征稅員了。

我不僅是一個小小征稅員，也是一個生產工。

我與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樣，從很小的時候，就要開始做農活。山區的農活，又尤其艱難。

放牛、割草、拾柴是最輕松的三種農活（排名分先后），大人們一般是不做的，都留給孩子們。

而到了玉米、小麥、稻子、油菜、生姜、紅薯、土豆的播種與收獲季節，農活就變得尤其繁重了。

每年五月份是收獲冬小麥、播種稻谷的時期，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時候。此時，學校就會給我們放三天專門的農忙假，不布置任何作業。后來，老師們取消了農忙假，反而讓我們帶上農具去學校，幫老師們割麥穗。家長們怨聲載道，卻奈何不得。

我們終年一日兩餐，甚至有時候會吃鹽稀飯。稀飯煮熟了，加一勺鹽進去調個味，就算是一頓。

農稅提留也只是諸多稅費種的一種，而不是全部。

我爸常說，世紀之交的那些年，家里每年賣掉幾頭豬后、再去完稅，然后兜里就所剩無幾了，幾乎存不到錢。

幾頭生豬，總能賣個兩三千塊錢，但這個錢，在兜里捂不熱。所以，農稅提留，還只是小頭而已。

家家戶戶養豬養雞，種很多莊稼，下到七八歲的孩童，上到七八十歲的老人，都要做力所能及的農活，一年到頭，卻連個小康生活都達不到，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現象。

有一年，我和我媽去縣城賣菜，一背篼的生姜，賣了20塊。除去兩人來往車費，還剩下12元。

每個鄉鎮，也會有一個糧站，村民們交的公糧，就存入糧站內。但是在我的記憶中，似乎沒有交過公糧，而只是繳稅，看來在2000年左右，在我的家鄉，公糧這一實物稅，已經貨幣化了。

在退耕還林那幾年，糧站的糧食又發給了村民們，作為退耕的補償。但是這些存放了許多年的糧食，數量不多，還有一股怪味，吃了幾頓后，許多人就都拿去喂豬了。

那時，農村有一種很常見的草帽，上面用紅字寫著“納稅光榮”，幾乎家家戶戶都有。

就是圖上這種帽子，“納稅光榮”四個紅字，就印在帽檐上。

農民們下地干活時，常常戴著這頂帽子。你要是在2000年后的那幾年，來到我們村，興許還會看到我也戴著這頂帽子，正在田間地頭干活呢。

村干部去村民家里收稅時，就會給村民送“納稅光榮帽”。你要是收了光榮帽，就不好意思不給錢，否則，就不光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