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成年男女不承認，身體卻早就出賣了的潛意識真相

編者按：

每周二，徐倩老師都會開啟心理咨詢專題直播，徐倩老師會在直播間和幾位連麥者用心理咨詢的方式進行工作，帶領大家一起感受動力學取向心理咨詢的過程。

，新的直播即將開麥！感興趣的朋友速速來約！

有人說成長一定是伴隨著痛苦的。

曾奇峰老師則說：“如果我們能夠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是主動，聽從自己的內心來做一些我想做的，而不是養育者或者學校老師要求做的事情，那么，由此導致的成長，一定是興奮的，不是痛的。”

諸如“成長”一詞被賦予的感受，“責任”一詞似乎自帶分量。我們用脊梁、肩膀這些身體支撐的部位來形容要承擔責任的感覺，仿佛責任意味著壓力。如果我們要為自己負責，為自己每一次的選擇負責，需要承擔的是什么？壓力又是來自哪里？怎樣能成為一個可以負起責任的人？

徐倩老師談到，責任感其實并不是用來評價一個人的品質或道德感的，它與一個人心理結構的成熟度有關，也就是說， 責任感是一個人的心理能力。

責任感與選擇

徐倩老師認為，責任感是一個人愿意為自己的選擇承擔后果的態度和能力。但是，要想達到可以承擔責任的狀態，并不是依靠頭腦層面對自我的鞭策，或者給自己增加外部壓力來實現的，而是依靠內在的狀態來實現。有三個維度可以幫助思考自己與責任感有關的內在狀態。

首先，你是否能意識到自己正在做選擇，以及做了怎樣的選擇，這些選擇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我想引用薩特的理念：人是自己選擇的總和；以及弗蘭克爾所說的話：“在刺激和反應之間，有一個空間。在那個空間里，是我們選擇自己反應的力量。在我們的反應中，存在著我們的成長和自由。”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做出選擇，或者面臨選擇。小到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大到選擇職業、伴侶、未來發展的方向。甚至我們的情緒、感受和認知也是可以選擇的。

很多時候，我們做出的選擇也許是在順從、討好或者被動接受，因為迫于家庭壓力、環境壓力或者社會價值觀的規訓等等。我們是否能意識到，被迫接受或者被迫順從也是我們的潛意識做出的選擇。看似被動，其實是主動接受了這種被動。

比如對自己當前的工作不滿意，但是有車貸、房貸壓身不敢辭職，不敢換工作；再比如和伴侶夫妻關系已經破裂，但考慮到孩子不敢離婚等等。這里在談的，并不是忽視現實壓力，也不是評判哪些選擇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而是我們是否能意識到這些在被動里做出的行為，也是我們主動做出的選擇。

這就引出第二點： 我們處在經過選擇后的處境里，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內在空間接納自己的選擇，還是內在因為這些選擇制造了很多沖突？

依舊以夫妻關系舉例，為了孩子勉力維持著婚姻的伴侶，是否能意識到自己做出這樣的選擇是要承擔感情里糟糕的體驗，是否能意識到自己是做出這個選擇的主體。有時夫妻會把痛苦和壓力轉嫁給其他人，抱怨孩子是負累，或者埋怨當初是家里催婚自己才匆匆忙忙結婚、生子。這就是無法承擔自己做出選擇后的結果，試圖把責任轉嫁出去，讓自己待在受害者的位置上。

第三點，是 我們能夠承擔自己做出的選擇的后果 。就像為了孩子不離婚，自己做出了這個選擇，也意識到自己是選擇的主體，接下來就是承受繼續留在婚姻里的后果——忍受一段讓自己難受的關系。同樣的，被迫做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意識到自己選擇了這種被動的狀態，就要考慮是否能承擔后果——繼續干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待在被動的位置上。

其實，能意識到前兩點，我們就會自動開始思考，承擔這樣的后果值不值得，這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這就是在主動地思考自己了，也就是說開始有了主體感。

為什么很多時候我們感到自己是在被動地選擇？其實每一種選擇背后都有潛意識的配合，也就是說這個被動帶來的結果也是我們潛意識想要獲得的。

比如，某個人迫于家里的壓力去做自己不喜歡的工作，或者在工作里總是會順從老板的意愿。也許這種狀態契合了他內在“權威—服從者”的模式。他在這對內在關系里的位置一直都是服從者。可能在他還是孩子的時候，就在用這樣的方式獲取資源和支持。長大以后在工作的選擇和面對權威的態度時，依然沿用了這樣的模式，因為潛意識里有一個聲音在說“服從能滿足和取悅權威，這樣我才能感到安全。”

再比如某人總是覺得自己被其他人當作工具，在工作里是救火隊員，在家里是替所有人操心和兜底的人，但也許這種工具化的使用自己，在早年為自己討來了父母的歡心，讓自己受到父母重視。因此潛意識里他有一個部分是主動想要做工具的，以此獲得被重視和需要的感覺。

而以“為了孩子”為名的挽留婚姻的方式，也許表達的一種依賴。對熟悉的，舊有關系的依賴。只要找到一個能說服自己的理由，就能繼續在熟悉的關系里待著。

因此，那些被動的選擇里也藏著我們主動的需要。只有當我們意識到這些是自己主動的選擇，從被動、隨波逐流的狀態里找回主體存在的感受，我們就能回到主動的位置上，真正為自己做出有意識的，有利于自己的選擇。如果說我們的早年是無法選擇的，我們降臨在怎樣的家庭也是無法選擇的，但長大成年后的我們，能為自己創造資源的我們，是有為自己做選擇的能動性的。這也是心理咨詢時的重要目標：化被動為主動，這也是一個人能真正為自己負責所需的重要心理功能。

被丟出去又撿回來的人

現場的訪談對象帶來了一段與主動、被動有關的議題。訪談對象想要談論的議題是自己和異性在親密關系時會不斷經歷分手、和好的過程，就像丟溜溜球一樣，丟出去、撿回來，直到這段關系真的破裂，丟出去的溜溜球徹底扔掉。好幾段關系都在重復這個模式，訪談對象感到那些異性是脆弱的，自己拋棄他們會有負罪感。

這樣的模式也重復上演在訪談對象與咨詢師之間，咨詢一段時間后訪談對象感到無話可說就離開了，過一段時間又會重新回去找這位咨詢師，但咨詢一段后又會因為無話可說而離開。

訪談對象談到自己的爸爸常常離家出走，在家里不痛快了收拾東西就離開了，有時離家半個月或一個月，也曾有離家整整兩年的時刻。回來時的爸爸沒有任何表示，媽媽也像無事發生般繼續生活。但事實上在爸爸離開的日子，訪談對象和媽媽一起承受著沒有收入、沒有生存能力、苦苦支撐局面的恐懼和擔憂。媽媽似乎更脆弱，作為孩子的訪談對象要不斷自我安撫內心的恐懼，不能倒下，不能垮塌，被剩下的兩個人在勉力支撐著自己和對方的精神。

這是一種生存級別的恐懼。 訪談對象必須努力撐著，不能讓自己面對和感受這些恐懼，否則就會整個坍塌。

徐倩老師回應說：“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在你跟異性的親密關系里，分手會激活你內心生存級別的那種害怕，你害怕離開他你會活不下去。”

訪談對象否定了這種感受，并且似乎恰恰相反，活不下去的，脆弱的是關系里另一方，是那些被自己丟出去的異性。“或許這些脆弱的感覺讓訪談對象覺得這些關系里的異性變成了媽媽，是需要拯救的，需要一起撐住的。”當徐倩老師談到訪談對象對媽媽的感受時，訪談對象想到的是憤怒的感覺，那個脆弱無力的，沒法改變現狀的媽媽令自己憤怒，并且媽媽也無法離開暴力、拋棄性的爸爸。

徐倩老師說：“也許你想要拯救媽媽，想要媽媽離開跟爸爸的關系。有沒有可能你跟異性分手之后覺得對方很脆弱，你挽回他們，是在表達你內在有一個部分是希望自己可以拯救他們，就像你希望可以拯救媽媽一樣。”

訪談對象似乎無法觸碰自己內在拯救的愿望，想起脆弱的媽媽是嫌棄和恨，這與拯救的愿望好像是沖突的。再回到親密關系里的“溜溜球”模式，徐倩老師說：

“我是覺得扔溜溜球的感覺是一種補償。你把對方比作溜溜球，這個比喻很妙，仿佛這個人是你想要推開就可以推開，想要收回就可以收回的。所以可能在早年爸爸離開的時候，你覺得自己是溜溜球，爸爸說走就走，說回就回。你在那時有很多憤怒，很多對爸爸的失控的感覺，所以現在你通過跟異性的關系感受那種掌控感，這可能會彌補你在早年跟爸爸的關系里的缺失。同時，也許你的內在有一部分是很享受玩溜溜球的感覺，你可以感覺到這個人是可以被你控制的。”

而訪談對象與咨詢師的關系，也像是對爸爸的認同，在關系里感到失望時用離開來緩解，當感覺可以回來時，又重新回來。

這段案例是很有沖擊性的。也許對學習了心理學，或者掌握了很多理論的觀眾來說，輕易就能看到關系里重復的模式與早年不斷離開的爸爸有關。但我們的心智并不是這么簡單地運作的。訪談對象早年和媽媽一起抵抗恐懼和痛苦的經歷，是難以想象的艱難的，那是一個人在拼盡全力抗拒著自體的崩解，抗拒著生活全面的崩塌。在一個人拼盡全力抵抗崩解的時候，是不能觸碰恐懼與悲傷的，必須要想辦法積攢起力量。

很多時候憤怒與仇恨可以讓人感受到力量，有些人借助著憤怒與仇恨是可以取得顯著的成就的，能讓自己熬過最痛苦的階段，還能讓自己頂著一口氣在事業里拼搏、賺到不錯的收入。只不過憤怒與恨意背后隱藏的痛苦，依然存在，時不時會浮出水面，讓我們感到動蕩和恐慌，害怕眼前擁有的一切一不小心都消失了。

顯然，在訪談對象的家庭里，爸爸是一個沒有辦法承擔責任的客體，而訪談對象主動填補了缺席的爸爸的位置，想要支撐起這個家，但這不是一個小女孩應該承擔的。徐倩老師在訪談結束后談到，訪談對象內在的小孩一直在與自己對話，是內在的小孩在玩溜溜球，因為這會讓自己感到安全，獲得可控的感覺。甚至這種玩溜溜球的行為并沒有帶來什么傷害，反而是在滿足內在那個在黑暗中待了很久的小孩，幫助這個小孩緩解強烈的恐懼與喪失的痛苦。

我們可以看到訪談對象在“看見”自己潛意識愿望和需要的部分上是有一些困難的感覺的，因為這個過程不得不去看令自己恐懼的失控的感覺，去理解曾經自己到底經歷了什么，感受了什么。這與我們意識到每一個選擇都是自己主動的選擇一樣，是不容易的，因為這會使我們沮喪地意識到，自己在被動、被迫的處境里獲益了，這些“好處”拉扯著自己不愿從被動的位置里出來。

回到責任感，徐倩老師說責任感其實需要一個人有面對悲傷，面對不確定的承受力。成熟的責任感，或者成熟的主體感，不是全然的確定，也不是無所畏懼，而是即使帶著痛苦的感覺，也愿意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就算失敗了，也能接受失敗的現實。就像一個人從依賴到獨立，從混亂到清晰的過程。

這個過程源于幾個內在基礎： 一個被接納的自我，一個允許自己試錯的環境，一個能夠承受不確定性、焦慮、挫敗、沖突的內在空間。

就像梭羅說：“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中”那樣，許多人并非有意識地選擇了某種生活，而是無意識地被生活推著走，被習俗、慣例、他人的期望所選擇，陷入一種麻木的、“從未真正活過”的狀態。而主動的，清醒的，有意識的狀態，能使我們真正體驗“人生即選擇”，完成從“絕望”到“活著”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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