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少君：結算型民間借貸糾紛部分法律問題解析 | 衡石·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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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選編

? 案例一：涉既往民間借貸關系結算案例

? 案例二：涉民間借貸與其他法律關系交織混合型結算案例

? 案例三：涉其他法律關系轉化結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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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石觀點

?既往民間借貸關系結算須借款真實、結算意思表示明確、約定利息合法且以最終結算為準

?其他法律關系轉化結算須原債權債務合法，轉化的意思表示明確且不違法、不以“借款”交付為要件

?涉第三人的結算型民間借貸須厘清責任主體、責任承擔方式

03

結 語

Part.

01

黃某夫婦自2011年起與夏某產生借款往來。2019年7月雙方簽署《還款協議》，協議簽訂后至2023年2月，黃某夫婦陸續向夏某轉賬620萬元。2023年3月，黃某出具《還款計劃》，載明“本金在2023年2月17日全部還清，總計利息為130萬元整，計劃在2023年10月底還清”。因黃某夫婦經催促仍僅歸還50萬元，夏某提起訴訟，主張黃某夫婦在《還款協議》簽訂后所歸還款項應按照先息后本方式抵扣借款，故要求黃某夫婦償還剩余借款本金187萬余元，并按4倍LPR標準支付借款利息。

一審法院認為

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夏某認可黃某的《還款計劃》，應根據《還款協議》簽訂后黃某夫婦還款情況，按照雙方約定的利率標準，在法定上限范圍內，依照先息后本方式計算剩余借款本金。故判決黃某夫婦歸還夏某借款本金187萬余元，并支付夏某自2024年4月21日起的相應利息。

判決后，黃某夫婦提起上訴，主張《還款協議》中所寫利息支付至2018年5月系筆誤，并提供了雙方之間的微信聊天記錄、既往借款還款明細予以佐證。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

黃某單方出具的《還款計劃》不能約束夏某，本案仍應以《還款協議》內容作為審查依據?，F黃某夫婦所提供證據可證明《還款協議》中所寫利息支付至2018年5月系筆誤，故依據雙方微信對賬情況，確認案涉借款截至2020年3月的利息已付清。對于此后還款，結合雙方約定利率標準，在法定上限范圍內，按先息后本方式計算案涉借款剩余本金。經計算，黃某夫婦還應償付夏某剩余借款本金82萬余元及相應利息，遂作相應改判。

Part.

02

2020年12月至2021年8月王某向B公司陸續轉賬400多萬元，其中部分備注借款，部分無備注。此期間B公司向王某轉賬合計202.4萬元。王某為謝某代持部分B公司股份。2021年9月，王某與謝某（B公司實控人）、沈某（B公司時任法定代表人）簽訂《股份轉讓合同》，約定：品牌建店返利及押金折合88.55萬元用于償還王某借款80萬元；B公司借款全部由謝某承擔，金額為謝某欠王某140萬元，三個月內支付。該合同并加蓋有B公司公章。因謝某未按約定還款。王某提起訴訟，要求B公司與謝某就案涉借款及利息承擔連帶償付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

《股份轉讓合同》應認定為系王某為終結此前和謝某之間的代持股關系并退出B公司，三方對期間款項往來進行結算并達成一致的債權債務協議。《股份轉讓合同》所涉140萬元構成免責的債務承擔即債務轉移，償還責任主體應為謝某。王某主張的借款中4筆合計15.3萬元轉賬款項無任何備注信息，無法認定包括在《股份轉讓合同》約定的140萬元內。故一審法院以扣減后金額作為謝某欠款計算基礎，作出相應判決。

判決后，王某提起上訴，主張謝某的還款責任應以《股份轉讓合同》約定的140萬元作為計算依據。謝某亦上訴，主張本案屬于債務的加入，而非債務轉移。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

《股份轉讓合同》作為當事人對過往款項往來進行結算并就權利義務達成新的一致的債權債務協議，在沒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情況下，應采納該合同對于金額的明確約定。故認定截止《股份轉讓合同》簽訂之日，謝某欠王某140萬元，并以此作為謝某欠款計算基數，予以相應改判。

Part.

03

2015年，駱某經陸某介紹，投資了C公司某項目15萬元。2016年10月，駱某與陸某簽訂《協議書》，約定：陸某同意代C公司退還駱某15萬元；駱某就C公司項目投資現有權利由陸某享有，駱某積極配合陸某主張權利。2021年6月，陸某簽署借條，載明今借到駱某18萬元整，借期三年，月息1%。其中3萬元為《協議書》簽訂后至出具借條期間的利息。因陸某未按約還款，駱某提起訴訟，要求陸某歸還借款本金15萬元，并支付相應付息。

一審法院認為

陸某雖非實際借款人，但其以自己名義簽署《協議書》，出具借條的行為表明了其債務承擔的意思表示，應按照《協議書》及借條約定履行相關的還款義務，故對駱某要求陸某償還借款本金15萬元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

判決后，陸某提起上訴，主張其實際是承擔一般保證責任，且投資必然存在風險，簽署《協議書》時投資款已虧損，駱某與C公司之間不存在要退還投資款項的事實和對應債務，不存在陸某承擔債務的前提，駱某也未實際支付過借條所涉款項，請求改判駁回駱某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

陸某提出的僅系提供一般保證的辯解不能成立。駱某經陸某介紹投資C公司項目后，依法享有作為投資人的相關權益。陸某不考慮項目投資虧損情況，與駱某簽署《協議書》約定陸某支付駱某15萬元，駱某現有權利由陸某享有，雙方并于2021年6月進一步通過借條明確此為借款，未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因借條所涉借貸關系實系由雙方之前債權債務轉化的情況下，陸某質疑借款未交付不能成為其上訴主張成立的有效依據。故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Part.

01

在借貸雙方存在長期或多筆借貸往來時，可能存在對既往借還款進行結算或多次結算情況。相關結算協議或結算債權憑證，作為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處分權的體現，有利于明晰債權債務，減輕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但實踐中，不乏當事人就結算協議有無達成及其效力、結算內容的準確性持有異議。在對此進行審查時，宜注意：

? 其一，當事人之間就既往借款進行結算且受其約束的意思表示應當明確。

實踐中，借貸雙方就既往借款進行結算，既可能出于定期對賬以明確尚余借款本息的需要，也可能是因債務人財務狀況不佳，難以按約償還本息，經雙方協商，債權人就債務金額所作的讓步。對于后者情形，需注意甄別債權人是否有明確的無條件同意債務人以降低后金額償還債務的意思表示。實踐中易致產生混淆的是債權人在催促還款過程中的磋商行為、債務人單方出具的還款計劃。

關于過程性磋商抑或結算行為的認定，宜結合借貸雙方之間就剩余債權債務的溝通內容是否具體明確、有無受約束的意思表示、溝通后的履約情況等進行判斷。結算行為應具備借貸雙方關于剩余債權債務金額確認的明確意思表示，且實踐中通常存在一個前置的對賬過程。

關于債務人單方出具的還款計劃對債權人的約束力，宜結合債權人有無書面簽字確認、是否以實際行為同意或接受還款計劃等進行判斷。

案例一中

2023年3月的《還款計劃》系黃某單方出具，未經夏某書面確認，也未有證據證明夏某無條件同意黃某夫婦在未按照其單方允諾之金額、期限還款的情況下仍按《還款計劃》金額償還債務，故不能作為黃某夫婦所持剩余債務金額主張成立之依據。

? 其二，存在多次結算的，原則上以最后結算作為債權債務認定依據；如存在偏差，但在合理范圍之內的，不影響結算協議所明確債權債務的認定。

實踐中，亦常見當事人就既往借款多次進行結算，并形成有多份結算協議。鑒于結算本身屬于當事人就自身權益的處分行為，如多份結算協議均具備債權債務結算行為要件特征，且不違反法律規定的，應以最后一份結算協議作為債權債務認定依據。若結算協議確定的剩余借款本息與有證據證明的原借款清償情況存在偏差，但結合當事人基于借期延長或債務人償還能力等因素而增加利息或減免債務的現實可能性，如利息的增加不超過法定上限，亦未有證據證明結算協議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愿，偏差在合理范圍內的，該偏差不影響結算協議的效力。

案例一中

黃某夫婦與夏某就雙方之間的借款往來有過多次結算，除2019年7月所簽署《還款協議》體現的結算行為外，雙方在2021年4月通過微信對賬確認剩余借款本息之行為，也可視為對案涉債務的結算行為，在未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作為債權債務的認定依據。

? 其三，有證據證明結算協議所載還款付息約定存在誤寫誤算的，可依據證據反映的債務清償情況認定剩余借款本息償付責任。

在當事人就既往借款已達成結算協議的情況下，除協議另有約定外，一般應以結算協議簽署日期作為分界點，結算協議簽署之前的還款納入已結算范圍，結算協議簽署之后的還款作為結算確定的剩余債務的清償款項。但如確有證據證明結算協議所載還款付息約定存在誤寫誤算的，可依據證據反映的債務清償情況認定剩余借款本息償付責任。

案例一中

雙方于2019年7月簽署的《還款協議》載明利息支付至2018年5月，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還款協議》簽署前支付的利息應視為2018年5月前的應付利息，《還款協議》簽署后的還款方可作為案涉借款自2018年6月起本息的清償范圍。因黃某夫婦就《還款協議》所載利息支付至2018年5月系誤寫之主張，提供了充分證據予以佐證，故法院對其異議予以采納，根據債務實際清償情況認定剩余借款本息。

? 其四，既往借款真實合法，且當事人對于借款利息的結算金額應受法定利率標準上限的限制。

作為結算依據的既往借款應當真實合法。同時，為平衡借貸雙方利益，防范過高利率對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影響，《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對于依法成立的民間借貸合同的借款利率的上限作了進一步限制，不能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LPR的四倍。對于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前的借貸合同，可以適用當時的司法解釋計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對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還之日的利息部分，適用起訴時2020年第二次修正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的利率保護標準。

因此，當事人在結算既往借款利息時，其利率不能超過上述法定上限。另需注意的是，如當事人結算的前期借款利息未超過法定上限，但將所結算的未付利息計入后期借款本金計算復利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27條規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間屆滿后應當支付的本息之和，超過以最初借款本金與以最初借款本金為基數、以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計算的整個借款期間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一中

案涉借款發生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雙方所約定的18%年利率標準，超過了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的利率上限，故對于2020年8月20日起的利率應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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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實踐中，買賣、合伙、承攬等多種其他法律關系均可能基于當事人意思表示而轉化為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其法律依據主要在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14條。對于涉其他法律關系轉化民間借貸相關糾紛，在審查時宜注意：

? 其一，當事人之間的原債權債務關系應真實合法，不違背公序良俗。

由其他法律關系轉化而成的民間借貸，實踐中亦常稱之為轉化型民間借貸。作為轉化基礎的原債權債務關系應當真實合法。如原買賣、合伙或承攬關系所涉債務本身系當事人之間串通偽造，或涉及婚外同居補償等違反公序良俗情形的，雙方達成的原債權債務轉化為借貸關系的協議因欠缺合法債權債務基礎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 其二，當事人就原債權債務轉化為借貸關系的合意應明確清晰。

當事人基于其他法律關系產生的欠款本身并不當然屬于借款，正是因當事人合法行使處分權，將該欠款轉化為借款，法律出于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而將此類糾紛納入民間借貸糾紛范疇。也因此，當事人就原債權債務轉化為借貸關系的合意應明確清晰。如當事人相關合意明確，亦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其處分行為應具備法律效力。

案例二中

雖然王某與B公司之間的轉賬往來可能包含基于其他法律關系產生部分，但王某與B公司實控人、時任法定代表人共同簽署并經加蓋B公司公章確認的協議中，對于經結算明確為借款的金額具體明確，且王某說明了款項構成，B公司、謝某不能提供反證，在此情況下，即便未備注為借款的款項非因借貸關系轉賬，亦不影響結算協議中欠付140萬元借款金額的認定。

? 其三，轉化型民間借貸關系的成立不以“借款”的交付為必要前提。

相較于普通民間借貸關系的成立以借款實際交付為必備要件，轉化型民間借貸中，當事人經結算達成的借貸協議或借款憑證實系由其他法律關系所涉債務轉化，相關債務可能是基于其他法律關系產生的欠付貨款、應退投資款、應付工程款等，也可能系基于債務人因介紹投資等先行為而對債權人作出的損失承擔給付承諾。故而，有無“借款”交付事實并非轉化型民間借貸成立的必要前提。

案例三中

陸某于2021年出具的借條所涉借款，實際系由2016年其與駱某所簽署《協議書》約定的15萬元投資款（損失）給付義務轉化而來，故其提出的借款未實際交付、借貸關系不成立的抗辯不能成立。

? 其四，轉化行為不得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

實踐中，需特別注意的是，即便原債權債務關系真實合法有效，但如當事人將之轉化為民間借貸的行為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所達成的轉化結算協議不具備法律效力。其中較為典型的情形為將股東出資款轉化為公司對股東的借款。因公司財產具有獨立性，為維護公司資本的穩定和交易秩序、保護債權人利益，法律明確禁止股東抽逃出資。如將股東出資款轉化為公司對股東的借款，可能導致變相的抽逃出資，故不應予以準許。

案例三中

對于駱某向C公司支付的投資款，因不屬于股東出資款，且系第三人陸某向駱某承擔相關投資款（損失）給付義務，未違反法律規定，不影響駱某與陸某之間達成的轉化結算協議的效力。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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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原債權債務外第三人的結算型民間借貸糾紛，既可能發生在普通民間借貸結算糾紛中，也可能發生在轉化型民間借貸糾紛中。對于涉原債權債務外第三人的結算型民間借貸糾紛，爭議點多在第三人介入后責任主體的認定、債務承擔形式及不構成保證或債務加入情形下結算協議的效力。對此，需注意：

其一，根據原債務人是否基于結算協議免責，區分是債務的轉移還是債務的加入，以確認責任主體。

根據民法典第551條規定，經債權人同意，債務人可以將債務的全部或者部分轉移給第三人，相關債務據此轉由第三人承擔，原債務人免于承擔相應責任。如第三人同意承擔清償責任，但根據結算協議條款內容，不能推斷出原債務人無需承擔責任之結論的，則債權人可得依法請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擔的債務范圍內與原債務人承擔連帶債務。

案例二中

王某與B公司實控人謝某、時任法定代表人沈某一同簽署并經B公司蓋章確認的《股份轉讓合同》中，對于所結算的140萬元借款，強調由謝某全部承擔，而未提及由B公司繼續承擔還款義務。依據條款內容，更符合民法典第551規定的債務的轉移。故該債務的責任主體應認定為謝某，而非由B公司與謝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其二，根據第三人承諾的責任承擔內容，區分其系提供擔保、債務的加入，還是其他責任。

提供擔保、加入債務，雖均具有擔保債權實現的作用，但兩者在責任承擔方式上存在區別。對于如何區分第三人作出的承諾系提供擔保，還是債務的加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以下簡稱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36條作了進一步明確，即：第三人向債權人提供差額補足、流動性支持等類似承諾文件作為增信措施，具有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依照保證的有關規定處理；?如第三人向債權人提供的承諾文件，具有加入債務或者與債務人共同承擔債務等意思表示的，則應當認定為債務加入；?如第三人提供的承諾文件難以確定是保證還是債務加入的，應當將其認定為保證。

此外，根據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36條第4款，如第三人提供的承諾文件不符合前述情形的，債權人可依據承諾文件請求第三人履行約定的義務或者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上述司法解釋可作為第三人應承擔責任形式的判斷依據。

案例三中

陸某主張其僅系提供一般保證，但從《協議書》中陸某所作承諾內容看，其同意承擔相關支付義務的意思表示明確具體，并不屬于僅提供差額補足、流動性支持等增信措施，陸某該項抗辯主張顯不能成立。

其三，第三人同意承擔債權人的投資虧損，不存在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情形的，被投資人對債權人是否負有法定投資款返還義務，不影響第三人與債權人所達成結算協議的效力。

實踐中，此情況多發生在債權人系經第三人介紹而進行投資情形下。投資本身存在風險，被投資人對投資人并不負有當然的投資款全額返還債務，故而實踐中第三人常以此作為不同意按所作承諾履行支付義務的抗辯理由。對此，根據前述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第36條第4款規定，即便債權人難以主張第三人承擔保證責任或者連帶責任，亦不影響其依據承諾文件請求第三人履行約定的義務或者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故，如第三人明知投資款發生虧損，仍通過簽署轉讓現有投資權益協議或直接出具承諾文件等方式同意承擔投資人投資款損失，且不存在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情形的，不影響第三人與債權人所達成結算協議的效力。

案例三中

陸某對一審法院認定其構成債務的承擔，持有異議。對此，雖然無證據證明C公司向駱某負有投資款返還義務，難以認定此必然構成債務的承擔，但陸某與駱某簽訂協議自愿承擔相關投資款虧損風險的行為，未違反法律規定。且，陸某其后再次出具借條，明確其基于上述協議所承擔債務為借款。在此情況下，駱某基于借貸關系主張陸某承擔還款付息責任，于法有據。

結算型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當事人之間達成的結算性債權債務協議，作為其對此前法律關系及對應債權債務進行清理、結算而形成的協議，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處分行為的體現。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圍并非無邊界，其應受法律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的限制。故對于此類糾紛的處理，應在依法審查結算協議形式要件合法性，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時，合理適用穿透性審判思維，準確查明當事人真實意思，實質審查債權債務合法性，以保障裁判結果實質公平公正性，有效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引導規范社會公眾行為。

值班編輯：郭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