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歲三甲醫生患晚期腸癌：還想上臨床

*僅供醫學專業人士閱讀參考

這是一位三甲骨科醫生與腸癌抗爭的故事，從確診、治療、康復、復發到再治療，張茗然醫生和許多普通患者一樣走過彎路，并對疾病和醫學有了新的認識。

撰文：燕小六

三十五六歲是外科醫生 成長的 黃金期 ， 但 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骨科 主治醫師張茗然的醫學生涯，卻在這一節點按下了暫停鍵。

2 024 年初，張茗然 在單位體檢中查出腸癌肝轉移，轉移灶多達2 0 余處。更殘酷的是， 在 完成 9 次化療和7次靶向治療 、 手術切除原發灶和轉移灶后，他 很快就出現了復發，無瘤生活僅維持了幾個月。

如今，經 再次射頻局部治療后，張茗然 的 病情 相對 穩定。化療間隙，他會回 到科室 上班 ， 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也 拍了很多講解腸癌肝轉移 的醫學 科普視頻。

在接受 “醫學界” 專訪時，他說“ 不跪”是 自己 作為醫生 和 癌癥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好態度。

做完肝臟手術、正在做行走訓練的張茗然。/圖源：受訪者

骨科醫生確診晚期腸癌

張茗然的 患癌 診斷 及 治療過程可謂一波三折 ， 用他的話來說，自己早已做好心理準備， 只能再陪家人兩三年。

2024年正月初九，剛休完春節假期的他在朋友圈看到同事發帖，大意是當天做體檢的人少，院內職工要抓緊 時間 。

“一個念頭閃過”，張茗然去做了體檢。一開始非常順利，直到超聲科醫生說肝臟有問題，不清楚是血管瘤 、 原發性肝癌 還是 癌癥轉移灶。

此后幾天，他完成PET-CT、胃腸鏡等檢查，確診為乙狀結腸癌肝多發轉移，處于 Ⅳa 期，即所謂的癌癥晚期。

“我曾經搞過骨腫瘤相關研究。在我們的經驗里，患者出現肝轉移，基本就是game over（游戲結束）。”張茗然告訴“醫學界”。

肝轉移也是腸癌治療的重點和難點之一， 亦是相關 患者 死亡的 主要原因。

《中國結直腸癌肝轉移診斷和綜合治療指南（2023版）》顯示，根治性切除原發灶、轉移灶是最佳的治愈方法。

但 在臨床中， 腸癌肝轉移灶切除面臨多方面難點。病灶可能與重要的血管、膽管緊密相連，甚至侵犯重要結構，手術難度大、風險高。此外，腸癌肝轉移常常是多發的，可能存在于肝臟多個區域，需要大范圍切除，或影響肝功能。

上述指南顯示 ，肝轉移無法切除者的5年生存率低于5%。出現肝轉移但不積極治療的，中位生存期僅6.9個月。

確診當天，張茗然到家 的 第一件事是干家務，“怕以后自己能做得越來越少”。然后，他坐等妻子下班，坦白自己患上重病，能陪伴家人的時間可能就剩兩三年。

妻子得知消息后， 兩人抱頭痛哭 了 1分鐘， 隨后 開始盤算怎么瞞過雙方父母，后續如何治療。

一開始， 張茗然跑遍吉林省的大醫院，均被告知“大概率切不干凈”“不好切”。 后來， 他又在朋友推薦下到北京求診，終于得到一線希望，“可切除或潛在可切除”，前提是先做新輔助治療，增加根治性手術的機會。

2024年2 - 5月，張茗然共計完成6次化療、5次靶向治療。 去年 6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完成肝病灶手術，根治性切除轉移灶 18 枚、微波消融6枚。

此后，他又做了2次化療、1次靶向治療，于 2024年 9月14日在長春市完成腹腔鏡下乙狀結腸切除。

術后一個療程的輔助化療結束，張茗然達到影像學“無瘤” 標準 。北京的主診醫生給出樂觀評估：“如不復發，即是治愈。”

然而， 今年2月14日，復查提示，腸癌重要且敏感的腫瘤標志物CEA數值升至7，幾天后增至11。月末的增強核磁顯示，張茗然的肝臟有2個復發病灶。

這意味著， 無瘤狀態僅維持三 四個月，張茗然又 將 投入新一輪治療。3個小強度化療旨在縮小病灶，微創射頻消融處理病灶，再做化療 以 降低復發幾率。

今年5月29日，鞏固化療中的張茗然再次迎來影像學的無瘤時刻。“上班、回歸社會還會遠 嗎 ？”他在社交平臺發帖，慶祝自己又一次勝利。

獲得“無瘤”生存、決定返回工作崗位后，張茗然去打了場籃球。 / 圖源：受訪者

活下去

張茗然告訴“醫學界”，確診癌癥后，患者、家屬的心態往往會經歷否定、拒絕、痛苦、接受等轉變，約需1個月逐漸消化 ， “我幾乎是確診當天就接受了，晚上睡得很好。”

這份遠超常人的冷靜，源于他的醫生身份 和 多年臨床歷練，以及他開放的人生態度。

“我出生于一個相對沒什么知識底蘊的家庭，父母不是高級知識分子。”他說，小學6年級時，外公因肝癌離世，是激發他學醫的關鍵性事件之一。

選擇干骨科，是受到家里一名骨科醫生親戚的影響。“我去他們醫院觀摩過關節置換手術，很感興趣。我又高又壯，是干骨科的身板。”

進入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骨科工作后，張茗然“非常興奮”。該院是國家骨科區域醫療中心牽頭承建單位。骨科有多個亞專業，包括骨創傷、關節、脊柱、骨腫瘤等，整體實力在吉林乃至東北三省都名列前茅。

“我就想，自己能考進雙一流高校，職場上升空間大，而且婚姻幸福、家庭美滿、孩子聽話懂事，不能所有的好事都讓我占了吧？如果人的一生必須經歷重病等小概率事件，我寧愿落在自己身上。我有良好的體魄、健康的心態，能應對這些。”張茗然告訴“醫學界”。

就是這種“能活一年是一年”的想法，一度成為他的治療桎梏。

發現多處肝轉移灶時，張茗然沒有過多謀求肝臟手術，只計劃著切除整段腸子，以避免遠期消化道梗阻 ， 影響生活質量。 那段時間 ，他只想著 如何 安靜陪伴家人，度過余生。

同窗摯友們合力改變了他的念頭。確診第二天，一群人來到他家 ， 這些 來自 吉林大學各附屬醫院的中堅力量，在客廳里完成 了 一場“癌癥MDT會診” ， 包括 胃腸外科、肝膽外科、血液腫瘤科 等。

每個人分享自己對腸癌肝轉移的專業解讀，用最新文獻打破張茗然的跨學科認知壁壘， 告訴他 “你這體格，即使治療不順利，也能對付個七八年”。 還 有人主動提出 幫他 聯系北京等地專家，咨詢治療進展。

這場“客廳MDT” 為他 指明了生的方向。張茗然第一次知道，腸癌肝轉移有獨立的診療指南，新輔助治療后爭取手術切除是關鍵。他有臨床治愈的可能。

在群策群力下，確診后 的 第1 0 天，張茗然在校友 的工作 醫院開始化療。“得知我要去兄弟醫院治病，科室、院領導、醫保辦領導等給了很多便利和幫助。大家都知道，骨科有個大夫病了。”

同時，他 還感受到同行間的惺惺相惜和守望。復發后，北京的主診醫生主動提出換一個化療方案，以降低神經毒性，盡可能保全他的醫生職業生涯。

針對結腸癌肝轉移，鉑類是化療一線用藥。張茗然對該藥很敏感，這對治療來說是好事。但其明顯的副作用是神經毒性致手腳麻木。

“復發前，我已經做了9次鉑類化療，雙手麻木、僵硬，精細動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張茗然特別感激主診醫師，“換藥拯救了我，要不然這輩子很難再拿起手術刀。”

截至目前 ， 治療效果 超出 張茗然 預期 。他 已 開始居家康復， 有時間 就練習握力器，用小鑷子撿玻璃珠，或拿女兒的玩具串項鏈。看著他一天天好起來，父母們再不催著他出國看病了。

張茗然將自己的康復過程拍成視頻。/圖源：受訪者

患癌有跡可循

“事后諸葛亮地想，其實，我早就意識到不對勁。”張茗然略帶遺憾地說。

2 0 23年，他出現便血等腸道癥狀。“身邊任何人便血，我都會建議立刻去做胃腸鏡篩查。偏偏對自己，總是以忙碌為由一拖再拖、一直沒做。”他說。

兩三個月后，消化道癥狀消失。疲憊感愈來愈重、揮之不去。熬夜值班后，張茗然好幾天都緩不過來。 起初， 他以為是自己老了，“畢竟三十五六歲，怎么能跟二十多歲一樣。”

錯覺也源自一些常規檢查。張茗然懷疑過肝臟有問題，但血檢等提示肝功能正常。直到肝部超聲發現轉移、腫瘤標志物明顯升高，隱匿的癌癥才被揪出來。

治療迄今，張茗然接觸過不少患者、家屬，發現很多人在與疾病抗戰時， 和自己一樣 走過彎路。有的盲信傳統醫學，每個月花費幾千上萬仍不見效，等再想手術時，現代醫學已 無法介入； 還有一些治療挫折或源于醫務人員的知識、技能儲備不足 等。

2 024 年1 1 月化療期間，張茗然在本地某醫院復查，普美顯核磁報告“肝臟6個病灶復發”。他馬上跑到北京。主診醫生解釋，前次手術處理掉大量病灶、產生瘢痕組織。讀片經驗較少的影像科醫生可能誤報成復發。

病友王大爺的遭遇讓他印象深刻。張茗然在本地化療到第4個療程時，75歲的王大爺已經挺過8次化療，身體基本狀態不錯。醫生卻稱其病情進展，預期生存期僅有半年。

“我看過他的影像，比我好多了，就婉轉建議他們去北京看看。結果，大爺很快排上手術，切干凈了。”張茗然感慨，各地醫生的理念、判斷、經驗存在較大差別 ， 這和接診量等因素有關，也和病種關系密切。腸癌肝轉移的手術難度普遍高于原發性肝癌，要想完全切除轉移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更大的阻力來自診療模式。最近幾十年，臨床一直在推動循證醫學。然而，當經驗醫學和循證醫學發生沖突時，不少醫生會回到“經驗模式”。

“我最近想通一件事情。作為醫生，不管什么病，都要有格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考慮問題，要思考自己的經驗為什么跟循證醫學不一樣，為什么指南不照著我想 的 那么寫？難道我比指南更準確嗎？”張茗然說。

返崗第一天，張茗然給自己拍了張照。/圖源：受訪者

看到太多 病 友們的延誤 及 錯誤治療，病情穩定的張茗然 開始 在社交平臺科普腸癌肝轉移。他坦言，不能保證一定給出最正確的建議，但起碼在患者、家屬做治療決策時，能幫著參謀。

他還時常發視頻自我勉勵，稱無論多么艱難，一定要把抗癌之路走到底，“因為確診至今1年半，欠 的人 情債太多，無法用金錢衡量、用語言形容。”

“我非常感謝愛人 ， 北京的影像檢查很難約，預約周期要三四個月。可能今天我剛做完檢查，她就得每天抱著手機，搶幾個月后的檢查預約。”張茗然說。

對大學同學、醫院同事們 ， 他 也心存感激。張茗然所在的醫療組有4名醫生，1名正教授、1名副教授，2個主治醫師，每周約有15 - 20臺手術。生病期間， 其余 三人分擔了他的工作。另一名主治醫師在2 024 年沒休過一天假。

張茗然反復告訴“醫學界”，當其專注于治療 而無法 上班時，收入一直都有保障。“以前，大家認為骨科是高績效科室。隨著支付改革，現在績效是縮水的。但科里、組里一直在協調，說白了就是養著我。”

“大家能吃口肉，就不會讓我喝湯。他們沒有拋棄我。”張茗然說。復發后， 自己 和家人、科室商量，決定一邊治療一邊工作。他坦言，這是在報恩。

目前 ， 他主要負責出門診，配合一些小手術，6天左右排1個急診值班。遇到急活兒、累活兒、大活兒，同事們會特意讓他 盡早 回家休息。

對于 未來，張茗然想“先活到5年”。腸癌肝轉移獲得手術治療的患者，5年生存率在40%-60%。他深知，落到個體身上，概率就是100%或0。

“大學室友曾專程從成都飛來探望，告訴我向前走、別回頭。既然退無可退，那就戰斗吧。”張茗然 說。

參考文獻：

1.中國醫師協會外科醫師分會, 等. 中國結直腸癌肝轉移診斷和綜合治療指南 （2023版）. 中國普通外科雜志. 2023,32(1):1-29. doi:10.7659/j.issn.1005-6947.2023.01.001

本文來源：醫學界

責任編輯：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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