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鷹律師：虛擬幣洗錢的主觀明知認定

一、利用虛擬貨幣洗錢的特點交易匿名性：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具有匿名性，交易雙方的錢包地址不需實名登記，不通過針對性的解析程序難以溯源，不法分子可將非法所得兌換為虛擬貨幣，利用匿名性掩蓋犯罪資金的真實來源，給監管和執法部門追蹤帶來一定難度。交易便捷性與全球性：虛擬貨幣交易可實現點對點交易，不受地域限制，能在全球各地快速轉移資金。洗錢團伙可通過虛擬貨幣交易平臺撮合場外交易，將非法資金快速轉移和“洗白”，還能將獲得的虛擬貨幣逐級提轉，有時利用在線“熱錢包”，有時甚至利用離線“冷錢包”，最后匯至境外洗錢犯罪嫌疑人的錢包地址。交易模式隱蔽復雜：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不公開，交易過程相對復雜，不通過針對性的解析程序難以溯源。并且隨著打擊力度加大，境內虛擬貨幣買賣的資金交易模式日趨分散化，隱蔽性進一步提升，追蹤監測難度增大。二、涉及的刑事犯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幫信罪）：若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構成幫信罪。在虛擬貨幣洗錢案中，若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洗錢等網絡犯罪活動，仍為其提供相關幫助，可能構成此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掩隱罪）：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行為。在虛擬貨幣洗錢中，如果行為人明確知道所處理的虛擬貨幣是犯罪所得，并積極實施轉移、兌換等掩飾、隱瞞行為，則可能構成掩隱罪。上游犯罪共犯：如果行為人與上游犯罪人存在共謀，參與到上游犯罪的具體實施中，同時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洗錢等行為，則可能構成上游犯罪的共犯，如集資詐騙、網絡賭博等犯罪的共犯。三、確定主觀明知的綜合考量因素交易動機與目的：如果行為人買賣虛擬貨幣的動機是“炒幣”投資，且對資金來源沒有合理的懷疑，通常難以認定其具有幫信罪的主觀明知；但如果其以虛擬貨幣作為媒介漂洗進賬資金，意圖幫助他人轉移非法所得，則可能構成幫信罪或掩隱罪，具體取決于其對資金非法性質的認知程度。對上游犯罪的認知：是否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以及虛擬貨幣買賣是否系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是判斷主觀明知的重要因素。若行為人知道或應當知道他人從事詐騙、賭博等犯罪活動，還積極參與虛擬貨幣交易來轉移資金，那么其主觀明知的可能性較大。交易行為的異常性：如交易行為明顯違背正常的市場規則和交易習慣，如資金流轉異常頻繁、交易金額與正常業務不符、交易對象具有不確定性等，這些異常情況可以作為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依據。例如，在一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過多個不同的錢包地址進行頻繁的資金轉移，且交易時間集中在深夜等異常時段，這些都可能成為認定主觀明知的線索。獲利情況：如果行為人通過虛擬貨幣交易獲得了明顯超出正常水平的利益，且這種利益與上游犯罪活動存在關聯，那么也可以作為認定其主觀明知的一個參考因素。例如，在某些洗錢案件中，行為人通過幫助轉移非法資金獲得了高額的“手續費”，這種情況下其主觀上可能存在更明確的故意。此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 認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應當根據行為人所接觸、接收的信息，經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移、轉換方式，交易行為、資金賬戶等異常情況，結合行為人職業經歷、與上游犯罪人員之間的關系以及其供述和辯解，同案人指證和證人證言等情況綜合審查判斷。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不知道的除外。因此，對于虛擬貨幣洗錢案主觀明知的認定，可結合這些情形進行判斷，允許被告人提出反證，避免客觀歸罪。明知認定

一、利用虛擬貨幣洗錢的特點

交易匿名性：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具有匿名性，交易雙方的錢包地址不需實名登記，不通過針對性的解析程序難以溯源，不法分子可將非法所得兌換為虛擬貨幣，利用匿名性掩蓋犯罪資金的真實來源，給監管和執法部門追蹤帶來一定難度。

交易便捷性與全球性：虛擬貨幣交易可實現點對點交易，不受地域限制，能在全球各地快速轉移資金。洗錢團伙可通過虛擬貨幣交易平臺撮合場外交易，將非法資金快速轉移和“洗白”，還能將獲得的虛擬貨幣逐級提轉，有時利用在線“熱錢包”，有時甚至利用離線“冷錢包”，最后匯至境外洗錢犯罪嫌疑人的錢包地址。

交易模式隱蔽復雜：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不公開，交易過程相對復雜，不通過針對性的解析程序難以溯源。并且隨著打擊力度加大，境內虛擬貨幣買賣的資金交易模式日趨分散化，隱蔽性進一步提升，追蹤監測難度增大。

二、涉及的刑事犯罪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幫信罪）：若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構成幫信罪。在虛擬貨幣洗錢案中，若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洗錢等網絡犯罪活動，仍為其提供相關幫助，可能構成此罪。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掩隱罪）：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行為。在虛擬貨幣洗錢中，如果行為人明確知道所處理的虛擬貨幣是犯罪所得，并積極實施轉移、兌換等掩飾、隱瞞行為，則可能構成掩隱罪。

上游犯罪共犯：如果行為人與上游犯罪人存在共謀，參與到上游犯罪的具體實施中，同時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洗錢等行為，則可能構成上游犯罪的共犯，如集資詐騙、網絡賭博等犯罪的共犯。

三、確定主觀明知的綜合考量因素

交易動機與目的：如果行為人買賣虛擬貨幣的動機是“炒幣”投資，且對資金來源沒有合理的懷疑，通常難以認定其具有幫信罪的主觀明知；但如果其以虛擬貨幣作為媒介漂洗進賬資金，意圖幫助他人轉移非法所得，則可能構成幫信罪或掩隱罪，具體取決于其對資金非法性質的認知程度。

對上游犯罪的認知：是否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以及虛擬貨幣買賣是否系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是判斷主觀明知的重要因素。若行為人知道或應當知道他人從事詐騙、賭博等犯罪活動，還積極參與虛擬貨幣交易來轉移資金，那么其主觀明知的可能性較大。

交易行為的異常性：如交易行為明顯違背正常的市場規則和交易習慣，如資金流轉異常頻繁、交易金額與正常業務不符、交易對象具有不確定性等，這些異常情況可以作為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依據。例如，在一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過多個不同的錢包地址進行頻繁的資金轉移，且交易時間集中在深夜等異常時段，這些都可能成為認定主觀明知的線索。

獲利情況：如果行為人通過虛擬貨幣交易獲得了明顯超出正常水平的利益，且這種利益與上游犯罪活動存在關聯，那么也可以作為認定其主觀明知的一個參考因素。例如，在某些洗錢案件中，行為人通過幫助轉移非法資金獲得了高額的“手續費”，這種情況下其主觀上可能存在更明確的故意。

此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 認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應當根據行為人所接觸、接收的信息，經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移、轉換方式，交易行為、資金賬戶等異常情況，結合行為人職業經歷、與上游犯罪人員之間的關系以及其供述和辯解，同案人指證和證人證言等情況綜合審查判斷。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不知道的除外。因此，對于虛擬貨幣洗錢案主觀明知的認定，可結合這些情形進行判斷，允許被告人提出反證，避免客觀歸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