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的所謂博大精深，許多時候就是含糊其辭糊弄人

許多人經常喜歡把漢語“博大精深”掛在嘴邊，我并不否認這點，但在許多時候，“博大精深”也就是含糊其辭。

含糊其辭有兩種，一種是語言本身的缺陷，使得在需要說清楚的時候說不清楚。換句話說，也就是不夠嚴謹。

是的，我說的就是漢語。

漢語有許多優(yōu)點，我能列舉出一大堆：如不受口音影響，保持穩(wěn)定；擁有表意文字獨特的閱讀美；可以創(chuàng)造大量復合詞；閱讀理解迅速，甚至有時不受詞序錯誤干擾，等等。

但是漢語的缺點也非常明顯，它的邏輯性不強，有時候會非常模糊，在科學這些方面做不到像其他語言那么精確。從語法上看，由于沒有顯式的從句，詞性和變格，導致漢語在描述復雜邏輯的時候存在先天不足。由于只能用舊字造新詞，所以漢語詞匯總是存在非常多的歧義。

因此，漢語容易產生歧義。很多人認為漢語的這種不嚴謹性會妨礙法律條文和合同。

比如著名的“中國絕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這句話有三種解釋：

1、在敵方沒有使用核武器之前，中國不會使用核武器。

2、中國在使用常規(guī)武器之前不會使用核武器。

3、中國不會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核武器的國家。

雖然這句話我們都知道應該理解為1，但是也不能說，一定就不能理解為2或3。

我們生活中也會時常遇到這些梗，如“喜歡上一個人”。同樣可以理解為：1、喜歡一個人。2、喜歡跟某人上床。3、喜歡前一個人。

因此漢語的優(yōu)點是一個句子可以表達很多意思，缺點也是一個句子可以表達很多意思。

當然，還有“要你管”、“不要你管”都是一個意思。“了得”“了不得”也是一個意思。還有“掉地上”“掉地下”、“我可想死你了”“你可想死我了”...諸如此類。許多字面含義相反的詞語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這也是一種模糊表述。

往好處看，因為漢語的模糊性，帶來了唐詩宋詞的魅力。漢語的象形表意性，讓我們將文字多作為“意符”使用，尤其青睞于“意象”，這造就了漢語的獨特魅力。舉個例子，你能不能將千古名篇《滕王閣序》完整朗誦，且一字不錯？但是即使你好多字不會讀，也不影響你理解它的含義，并感受到美感。

但是，作為工具，語言能夠清晰地表達意思是第一位、最重要的。這是漢語的一大缺陷。

漢語并不利于理性，也不利于邏輯推理。文言文是極為精煉的語言，但你知道多少古籍，哪怕是《論語》這種廣為流傳，古往今來無數專家研究的典籍，現在還有多少語句并無定論，存在多種解釋的嗎？

比如我們對抽象理念如“仁”，“義”，“中庸”都只是泛泛而談，含混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地步。這使得中國人在思考問題時不去追求精密，而是向往一種無可無不可，無不可無可的模糊境界。

這是第一種：不嚴謹，在需要說清楚的時候說不清楚。

第二種就比較有意思了，他不是說不清楚，而是故意不說清楚，含糊其辭。

比如廊坊市這個通報，稱“目前已對三河市委主要負責人免職處理”。

這我們也有個專有名詞，叫“春秋筆法”。

主要負責人是誰，除了書記還有誰？稍有腦子的不想就能明白，但我就是不點破。你想不明白那是你笨，你想明白了那是我聰明。

這就是春秋筆法的關鍵，關鍵在“隱”，隱去細節(jié)，并做到整體不影響對事件的大致描述。人，我們處理了，處理的是誰？不是說得很明白嗎——主要負責人。推論一下，好像也沒錯啊，主要負責人是三河書記，三河書記是付順義，所以主要負責人就是付順義。為什么不寫明？茴香豆的茴有四種寫法，我用哪種，你管得著嘛！

不過反過來看，這也是對漢語特點的一種利用，正是由于漢語這種模糊表達、模棱兩可的特性，讓此種奇葩的表述方式成為日常所見。如果不是涉及到這樣一件事，我們往往還會夸贊為漢語的博大精深。

問題在哪呢，在于通報重點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通報表現出的看法和態(tài)度。通報中隱去的細節(jié)暗示了作者的真正態(tài)度。

態(tài)度是什么，是強調中庸原則。

有人說，中庸之道是中國人修身養(yǎng)性的最好的哲學，因為強調了"中"，就公平；強調了"庸"，就寬容。其實，恰恰是中庸喪失了原則，造成了三河的不中庸和無所顧忌，從而形成巨大的社會災難。這一點尤其體現于官場，中國社會從來缺少監(jiān)督機制，官員們講話發(fā)言基本就是模棱兩可，對于民眾而言就是等于廢話。

回過頭說，春秋筆法為何幾千年來仍然能大行其道，甚至被夸贊為中國人的敘事智慧。這個中庸之道，是要負最大的責任的。因為都不明說，哪里有什么批評可言。

再聯系到語言，我有時候會想，語言的特性與民族性格有沒有關聯？漢語語義的模糊性是不是跟中國人不喜歡把事情點破的性子有關，所以中庸之道才能盛行？漢語在描述復雜邏輯的時候存在先天不足，漢語詞匯總是存在非常多的歧義，這些缺陷是不是會影響以漢語為母語的人的思維方式？

我覺得，多少有點關系。比如說，我們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中國式詭辯與喜歡抬杠的杠精。語言歧義能造成誤解，也能借此來進行抬杠與詭辯。他們善于利用中國文化中概念不清晰的描述性語言來進行詭辯，但如果用其他語言來搞中國式詭辯，是困難得多的。

另一點是，漢語早就停止造字，只能用舊字造新詞。遇到新的知識，使用現有的漢字無法準確地表達，這個缺陷嚴重影響了知識和思想的傳播效率。所以從古到今重大的技術革命與科學發(fā)明都與中國無關，除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也很可能和語言文化體現的思維方式，是有關系的。而更有可能的是，兩者是互相作用。

所以我認為，漢語的“博大精深”，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贊的事。一門語言，還是盡量準確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