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68歲時重申55年前雍正要求太監主動讓路諸王大臣的詔書原文

諭：雍正元年，曾奉皇考諭旨太監等見諸王大臣進內，必須起立，行走必須讓路，以存恭敬，令總管太監等不時嚴傳與眾太監，如有違犯，必不輕恕。

本日朕在乾清宮西暖閣，于窗內望見西廊下，有穿補服者二人，向北行走，又有一不穿補服者南行，相遇并不讓路，因思補服者，必系職官其不穿補服者，必系太監，既已相遇，自宜在旁避讓，乃竟交臂不顧，全無恭敬之心，皆總管太監等，日久視為具文，不能管教之故，今經朕目睹，不可不防其漸，著嚴行傳諭總管太監務須隨時教飭約束，毋許肆慢無禮，此后如再不凜遵，定將該總管首領太監等并治罪。

上引《清高宗實錄》。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乾隆帝下了一道諭旨，重申55年前父親雍正帝在登基當年發布的要求太監見到諸王大臣要主動讓路，以示恭敬之意的諭旨，理由是自己在乾清宮西暖閣向窗外看時，竟然發現太監不主動給大臣讓路，絲毫沒有恭敬之心，要求以后不得這樣無禮，否則會先從總管首領太監起嚴厲處罰。

從大的方面來看，乾隆帝是延續了清朝歷代皇帝有鑒于明朝和唐朝太監亂政的弊端，所以持續打壓太監群體的既往政策。

意思太監就是身份卑微的奴仆，要心存卑微之心，見到諸位大臣要主動讓路，從心理上壓制太監，要太監認清楚自身定位，不要覺得自己伺候皇帝就高人一等，就可以對諸王大臣不尊重，然后飛揚跋扈起來。

從小的方面來說，在此之前4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還發生了宮內奏事處太監高云從借著職務之便，將乾隆帝對道府（道員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副部級，府員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正廳級）官員的評價批語泄露給外廷大臣，涉及到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大員，使得乾隆帝大怒，將高云從處斬，將相關官員一部分是嚴厲申斥和一部分是進行革職。

有著這樣的前車之鑒，加上乾隆帝身為一個政治機器，一向喜歡防微杜漸，所以以此“微不足道”的小事來最大程度上避免太監干政的風險。

整體來說，乾隆一朝對于太監干政的防范措施還是很全面的，因此乾隆朝并沒有什么有權力、有名氣的太監，因為在乾隆帝的壓制下，太監根本染指不了權力，只能老老實實的當毫無存在感的低級奴仆。

雖然清朝整體對于太監干政防范的很是到位，不過也有兩次失控。

第一次是清朝入關第一位皇帝順治帝時期，這位青年天子雖然效仿明太祖朱元璋立下嚴禁太監干政的鐵牌，但是他之后為了集中皇權，所以選擇了以太監勢力來作為自己集權的工具，是仿明朝二十四衙門建立十三衙門，并且授予太監不小的權力，引來滿臣乃至漢臣的極大不滿，等到順治帝英年早逝以后，輔政四大臣撤銷十三衙門，殺掉順治帝的心腹太監吳良輔，才使得太監勢力沒有再擴張，并且回到被嚴格限制的局面。

第二次是清朝最后的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時期，因為慈禧太后是后宮干政，畢竟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就要借助一些被冷落的勢力來助力自己集權，這時候最好的幫手之一自然是朝夕相處的太監，因此慈禧太后以心腹太監安德海來擴張權力。

不過安德海還沒有怎么擅權，在同治八年（1869年）就因為被慈禧太后派往江南采辦服飾，到了山東便被山東巡撫丁寶楨擒獲請示朝廷以后處決。

該事件的背后是宮內的慈安太后和朝廷的恭親王達成一致，要抑制慈禧太后的權力由此釀成的，慈禧太后經過這次打壓，也是清楚太監固然好用，但是反對她的勢力并不會任由她借太監之手胡作非為，會以“祖制”大義來壓制她，因此變得“老實”。

等到光緒七年（1881年），唯一可以牽制慈禧太后的慈安太后突然病逝，慈禧太后開始一家獨大，3年以后更是將小叔子恭親王逐出中樞機構，是徹底掌握皇權。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太后開始重用心腹太監李蓮英，并且違背祖制，將其前所未有的封為正二品的總管太監，不過慈禧太后一方面是長記性了，畢竟違背祖制太過也說不過去，雖然諸王大臣不敢在明面上反對，但頭硬的御史沒事上個指桑罵槐的折子也夠她頭疼的。

一方面她已經徹底大權在握，宮內宮外都是自己人，沒必要非要以太監作為擴張權力的觸手，所以李蓮英雖然比之前的太監權力明顯大多了，但是并沒有明確的權力可以影響外廷，權力再大也只能局限于宮內，再以慈禧太后的眼前紅人，可以在日常相處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些事，遠不如明朝太監干政那般，具有明確的參與處理政務的權力。

當然以上兩次失控情況的破壞力并不強，像順治時期的失控是隨后被糾正過來，慈禧太后時期則是在可控范圍之內，并沒有明顯的干政行為。

整體來說，清朝對于太監干政還是預防很成功的，并沒有像唐明兩朝那般，太監干政嚴重，甚至太監還可以反過來騎在皇帝脖子上，是反客為主。在清朝，太監不過是皇權的諸多依附品罷了，連成為皇權的影子都做不到，根本翻不了天，只能是隨波逐流，偶爾因為皇權需要，才能獲取些許影響不了大局的權力罷了。

謝謝觀看宋安之獨家原創文章，歡迎吐槽、點贊、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