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中乾坤：延安楊氏家族與時大彬壺的世紀傳承

作者：卜丁

延安，這片古老厚重的黃土地，不僅見證了歷史的深沉，更孕育了一代代守疆衛國的忠魂。在這里，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傳奇，每一段傳奇都承載著延安的城市精神。新開館的延安博物館內，一件明代大彬款紫砂壺靜靜地訴著它的故事，不僅以其精湛的工藝訴說著明代匠人精神，更作為黃土高原上軍功家族榮耀的象征，展示著它的歷史分量。

7字款銘文辨真假

步入延安博物館的“輝煌延安——延安歷史基本陳列”，在明代展區，一件獨立展柜中的“明代大彬款紫砂壺”映入眼簾。觀眾們或低聲討論，或凝神細賞，仿佛能透過這把壺，窺見那個風雅的時代。這把壺，以其沉穩的紫色調和古雅的韻味，展現出匠人精神的巧思，每一處轉折的弧度，都透露著專注、堅持和精益求精的態度。

透過展柜玻璃可以看到，該壺為紫泥胎，紫褐色，胎泥比較細膩。通體橢圓造型。蓋子口與壺身合縫嚴實，蓋面呈弧形，扁圓形蓋鈕。肩部置高提梁，提梁輪廓外圓內平。壺的外壁有類似茶銹黑色的斑跡，壺整體風格古樸典雅精巧，顯示出了它是紫砂壺中的“優等生”氣質。

大彬款圓腰式提梁紫砂壺 延安博物館藏

該壺珍貴在于壺的腹部，有一側7字款豎行陰刻銘文，為“吟竹養浩然 大彬”，刻款刀法遒勁，筆畫流暢。其中“大彬”二字，引起了當年參與考古發掘人員的注意。這難道是明代那位著名的制壺大師的作品嗎？帶著疑問，當年參與鑒定的專家組查閱了相關資料。據歷史文獻記載，時大彬的紫砂壺因其精湛的工藝而備受推崇，市場上出現了“一壺難求”的現象。

大彬款圓腰式提梁紫砂壺 延安博物館藏

《陶庵夢憶》中張岱驚嘆其價格昂貴，而《雜說》里李漁對此高價表示驚訝。《陽羨茗壺系》亦記載，名手所制的紫砂壺價值連城，而陳維崧在《湖海樓詩集》中提及市場上充斥著贗品，真品極為稀缺。這些描述不僅突顯了大彬壺的珍貴，也反映了鑒別真偽的必要性。在明清之際都如此珍貴的大彬壺，怎么會出現在塞外陜北？

據悉，自署款識，是大彬壺的顯著藝術特色之一。這種以竹代筆，在壺藝作品上署名的方式，使得這種書法深得明代文人雅士的贊賞，也成為辨別作品真偽的重要標準。專家組通過對壺上銘文的細致分析，結合紫砂工藝特點，以及與全國各大博物館中保存的大彬款銘紫砂壺進行了對比，最終確認該壺的銘款風格一致，從而驗證了其真實性。

大彬款圓腰式提梁紫砂壺 延安博物館藏

該壺身上的“吟竹”即歌頌竹子的品格，在中國文化中，竹子象征著堅韌和高潔。“吟竹”可以理解為贊美竹子的這些品質，這與匠人對工藝的堅持和追求完美不謀而合，匠人精神追求的是一種專注、堅持和精益求精的態度。該壺身上的“養浩然”，源自《孟子·公孫丑上》中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指的是一種宏大、剛健、正直的氣質或精神。銘文中的這些字，也可以看作是該壺的制作者對工藝和生活哲學的體現。

大彬款圓腰式提梁紫砂壺 延安博物館藏

“吟竹養浩然”銘，既是對工藝的極致追求、對品質的嚴格要求以及對文化傳承的尊重。這種精神不僅體現在紫砂壺的制作上，也體現在所有手工藝領域中，是對傳統工藝的一種尊重和傳承。那么這個制壺大師，有什么故事呢？

承載明代匠人精神

壺上提到的“大彬”即時大彬，為明萬歷至清順治年間的著名紫砂藝人，他的父親時朋與董翰、趙良、元暢并稱為紫砂壺制作“四大家”。時大彬繼承父業，又有所創新，將紫砂壺藝術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大彬”壺，不僅在技藝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更在藝術上展現了文人的審美情趣。

據歷代研究大彬壺的專家發現，時大彬的早期作品謹致樸雅，善于模仿供春大壺，后受文人影響，制壺風格由大轉小，且對作品質量要求極高，不滿意的作品會毀棄，明代徐應雷在《書時大彬事》載“每遇不滿意的作品，即行毀棄。”明代文人葛應秋在《瓦壺記》亦記載：“稍歉點，輒引鐵椎碎之。”時大彬對紫砂壺工藝的極致追求和對完美的不懈堅持也是造成他的作品在明代就已名揚天下的原因之一。

大彬壺明代就少，傳世的更少，至清乾隆年間已被視為稀世珍寶。現存作品包括故宮博物院藏“宜興時大彬制紫砂壺”和“時大彬”款紫砂胎剔紅山水人物圖執壺，南京博物院藏“大彬款提梁壺”等數量極少保存在博物館中的作品。而延安明代楊如桂出土的這件紫砂壺，其價值不言而喻。

宜興時大彬制紫砂壺 故宮博物院藏

據紫砂研究專家表示，紫砂壺的制作涉及材料學、熱力學等多個領域，尤其宜興紫砂壺以其洗練別致的造型、剛勁流暢的線條、恰當的比例、醇厚古雅的色澤和嚴謹的制作技藝成為陶瓷藝術的瑰寶，而大彬壺則是宜興紫砂壺中的精品。

“時大彬”款紫砂胎剔紅山水人物圖執壺 故宮博物院藏

每一把壺都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承載著匠人的情感和時代的印記。大彬壺的藝術特點是確立了至今仍為紫砂業沿襲的高難度技術體系，包括用泥片和鑲接的憑空成型技術，甚至對后世紫砂壺的制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基礎之上，紫砂藝人們將文學、金石、書法、繪畫、篆刻等藝術形式融入紫砂壺制作中，提升了其藝術價值。

時大彬的壺藝多見于文人記述，其作品被寶惜400余年，并對后世紫砂藝術有重要影響。延安保存的這把壺的珍貴不僅在于其工藝，更在于它所承載的故事。該壺本身，以及壺腹上的“吟竹養浩然 大彬”銘文，在記錄和見證時大彬對工藝的極致追求的證據的同時，也帶出了它出土的墓主人楊如桂的故事，以及楊如桂所在的整個楊氏，這個歷代為延安古代邊關將士守疆衛國的堅毅精神故事。

屬于明代軍功家族

自古陜北為“塞上烽煙 胡漢交融”之地，在明代以前就有夏州拓跋（李）氏、府州折家、麟州楊家等在歷史上留下守疆衛國和精忠報國精神，這種精神代代相傳，從古代的邊防戰士到現代的城市建設者，都秉持著這種浩然正氣，堅守崗位，保衛家園。而在黃土高原上發現了全國范圍內都少見的大彬壺，可謂驚世駭俗。

那么是誰把它帶到了陜北？大彬壺的流傳，正好與延安作為多民族融合之地的歷史地位不謀而合。延安的城市精神，如同這把歷經滄桑的大彬壺，經歷了時間的考驗，依舊散發著獨特的光彩。

考古學家發現，這件紫砂壺的主人所在的家族，同樣身世不凡。

資料顯示，該“明代大彬款紫砂壺”1987年5出土于延安寶塔區柳林鎮王家溝村明代楊如桂墓葬中。那么，這個楊如桂又是誰呢？

在地方志中詳細記載了這位楊如桂的生平事跡，顯示他字德磬，號蘇庭，曾在陜西華亭、鳳翔任職，并擔任過山西陵川縣知縣，解任后回到延安。楊桂如墓志記錄他“士族清流楊如桂，長子廷亮，娶指揮使張詔之女為妻；次子秀才廷寀，娶縣學秀才李賦奇之女為妻；幼子廷翔，府學庠生，娶郾城知縣高夢禎之女為妻。女兒則出嫁趙彥胞弟趙章幼子廷嘉（亦作廷胤）”。

據洛川民俗博物館原館長段雙印研究員多年對“明代延安的世家望族”研究發現，在明代延安的世家望族中，楊氏家族是其中以軍功起家的代表。楊氏家族的成員不僅在軍事上有著顯著的貢獻，也在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如延安博物館展出的這件大彬壺所有者楊如桂，為明代士族清流，其家族通過與其他顯赫家族的聯姻，鞏固了在地方上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楊如桂的長子廷亮娶了指揮使張詔的女兒，次子廷寀是秀才，娶了縣學秀才李賦奇的女兒，幼子廷翔是府學的庠生，娶了郾城知縣高夢禎的女兒，女兒嫁給了趙彥的胞弟趙章的幼子廷嘉。

明楊如桂暨夫人墓志蓋 圖片來源： 延安地方志

明楊如桂暨夫人墓志銘 圖片來源：延安地方志

除了楊如桂，延安還發掘了明代萬歷間兵部尚書、工部尚書楊兆的墓，研究發現楊兆的先祖楊德隨傅友德、湯和北伐，平定陜北后留駐長安，官居萬戶。楊兆本人則在順天府巡撫期間增建昭陵衛，后以兵部右侍郎銜出任薊遼保定總督，增筑加固墩臺、邊墻，并取得遼東大捷，功升南京刑部尚書、南京兵部尚書等職。

此外，延安還發現了“開明代延安地區進士及第之先河的楊宗氣”的墓葬，其墓志顯示，楊宗氣文武兼備，傳承家風，長于邊事，通曉經史，喜好文章。他的家族在軍事上有著顯著的貢獻，同時也是文化教育的推動者。

楊宗氣暨夫人墓志蓋

段雙印認為，楊氏家族是明代延安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軍功家族，他們在保衛國家邊疆、推動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發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楊氏家族成員在邊防上的貢獻尤為顯著，他們參與了對抗蒙古瓦剌、韃靼等部的戰斗，保衛了明代國家的邊疆安全。

此外，楊氏家族都很重視文化教育，興辦書院，推廣儒學，對延安地區的文化教育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楊氏家族成員在社會發展方面也有所作為，他們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如濟貧救急，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延安，這座在歷史與現代交織中煥發新生的城市，它的精神在一把明代大彬款紫砂壺中得到了體現。這把壺，不僅是延安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更是延安自古以來民族融合和守疆衛國城市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