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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 實習記者 陳胡永 記者 姜鑫 11月2日,成都某小區內,楊喬將自備的跳遠道具鋪在地面,隨后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條訓練視頻。
視頻里的孩子,身著黑色運動服,鼻梁上掛了一副黑框眼鏡,此時正在自家小區練習立定跳遠。他的左右腿分別纏繞了重量1公斤的沙袋,“一、二、三,收腿”,這一次他跳了210厘米。
楊喬的朋友圈,記錄了孩子們跳繩、運球、腿部拉伸的精彩瞬間。
27歲的楊喬是一名“上門體育”教練,這個聽上去新鮮的職業,如今正在不少城市悄然興起。
“90后”的田龍金在杭州管理著一支千余人的上門體育教練團隊;從房地產行業轉型的陳學利,則在北京創辦了一家專注于中考體育測試培訓的上門體育公司。
中考體測提分的巨大需求催生了這類以“上門”為核心的新型服務模式,也在重新定義新的就業形態。
“體育外賣”
楊喬個子不高,留著利落的短發,是典型的南方人長相。小紅書“招生簡章”上,體育教育專業畢業的楊喬右手持球、身姿健壯,即便穿著運動褲也能看出清晰的小腿肌肉線條。
2024年以前,他從事場館的體育運動教學培訓工作。離開場館后,他成了一名上門體育教練。對于這種選擇,楊喬看重的是“體育外賣”的市場潛力和職業價值。
在他的朋友圈主頁,有不少身著運動服,雙手拍打籃球、學跳繩的孩子的視頻。
上課時,他會記錄孩子們運動的過程,并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我主要帶2歲半到14歲的孩子,每節課1小時。”楊喬說。家長大多通過微信平臺下單,教練上門授課,“相比場館教學,這種模式更自由靈活。”
一周內,楊喬要在家、公司和客戶住所之間多次往返。就目前的工作強度來看,他平均每天要上四節課,周末比工作日平均每天多上兩節課。由于工資按課時計算,周末的收入會更多。如果家長有上門需求,系統會就近匹配教練,上門的交通費包含在工資里。
“一個月能賺5000多塊錢,但排課不同,收入也會跟著變化。客戶滿意度會影響績效,有時課程上到一半,家長會退費。”楊喬說。
“90”后田龍金,是一名體育特招生。高中畢業的他,目前是杭州一家體育上門公司的創始人。
2021年,田龍金發現市場需求后,他的工作重心開始由室內健身轉向上門服務,自己也成了一名“體育外賣”教練。
2023年9月,田龍金開始拓展少兒群體,并在小紅書接到了第一個少兒客戶。他說,客戶是一名體重130多斤的四年級學生,接到訂單后,他拎著行李箱就上門給孩子上課去了。通過一節體驗課的互動和鼓勵,孩子雖然并沒有特別喜歡運動,但也沒有反感。剛開始,家長多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做了半年的訓練規劃后,孩子體重減了二三十斤,還慢慢喜歡運動了。
這讓他找到了繼續干下去的信心。隨著越來越多的伙伴加入,田龍金的公司目前已經有1000多位教練,全職教練占到了一半。
陳學利則在北京做著類似的事情。
2023年,陳學利和朋友看到體育培訓市場的亂象和國家出臺的諸多政策后,他便從房地產行業跳槽,與朋友合伙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樂時體育科技有限公司。“我們想做一個類似于美團或者滴滴的平臺,去規范市場。”
陳學利說,目前公司平臺有3000余名專業教練入駐,上門體育服務已覆蓋100多個城市。
在他的公司平臺上,教練被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正式簽勞動合同并繳納社保的教官,該群體屬于公司正式員工;第二類是從各個城市入駐的教練中選拔的優質教練,該群體能優先在平臺接單;第三類是有資質證書、培訓經驗的普通教練。在公司內部,教官負責管理培訓,優質教練和普通教練與平臺是簽約入駐關系,不享有教官的保障待遇。
陳學利介紹,公司平臺負責審核和管理,教練負責接單。上門體育課程結束后,平臺會雙向評分,教練給孩子點評,孩子家長為教練打分。而打分,會影響教練接單的優先級。至于收入,70%歸教練,剩余的30%中,有5%—10%歸平臺,20%—25%歸合伙人。
陳學利說,約教練上門的客戶多為中產家庭,愿意為便利和專業付費。這些家長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收入相對較高,但工作忙,難以騰出時間帶孩子鍛煉,以及接送孩子往返培訓班。
體測一分也不能丟
2024年9月,小林升入九年級,在班里他的文化成績優異,中考目標是杭州的蕭山中學。他所在的地區,體育中考滿分為30分,而他僅能拿到一半的分數。“家長覺得文化成績好,如果體育成績拿不到滿分,特別可惜。”田龍金說。
通過一段時間的了解,教練幫助小林找到了他的優勢項目——引體向上與立定跳遠。每周2次課程、持續大約四個月的訓練,小林的引體向上從一個也拉不了到能做15個,立定跳遠從2米左右提升到了2.48米,最終成績提高了15分,順利考上了蕭山中學。
陳學利稱,3—6歲的兒童體適能市場比較大,這部分孩子的家長,希望孩子能夠多見見陽光、多曬曬太陽,教練主要是陪玩兒。而6—14歲孩子的家長,更希望有教練帶著孩子鍛煉,提高體育課的成績。
田龍金和陳學利看到的市場需求,大部分來自中考的升學壓力。
據田龍金介紹,目前40%左右的客戶群體的需求是體測提分。“有些孩子學習成績比較好,但體育成績拖后腿,只有十幾分。家長在初三之前對體育成績不重視,等到初三時,發現提升體育成績已經來不及了,焦慮之下,會想到請老師上門提升孩子成績。”
基于不同的市場需求,田龍金的公司設計了不同的課程,涉及短跑、長跑、跳繩、立定跳遠等中小學考試項目。
以陳學利公司業務所覆蓋的北京市和鄭州市為例:2025年北京初中升學考試中,體育與健康科目滿分為50分,其中現場考試30分,過程性考核20分。現場考試包括16分的素質項目(長跑、引體向上等)和15分的運動能力(籃球、體操等);在鄭州,中考體測總分值為100分,其中過程性評價30分(七、八年級的過程性評價成績),終結性評價70分(九年級終結性評價成績),體測成績計入中考總成績。
50—100分不等的體育成績,在中考升學中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孩子能不能上一所好高中。不少初中生的家長認為,孩子文化分既然提不上去,但動動胳膊和腿的體測可一分也不能丟。正是如此,花錢找體測培訓成了一種“保分”選擇。
在北京某家體育公司的小程序上,北京地區一門時長1.5小時的“中考體測(突擊班)”團購價為77元,私教價為230元,平臺頁面顯示已有1800多人購課。此外,小程序頁面還有體能課、專項課等課程分類。
陳學利說,上門教練多數是以前在外從事體育培訓的老師和體校畢業的學生,也有一部分在校體育老師會到平臺兼職接單,而中考體測占平臺盈利來源將近60%。
據田龍金介紹,在杭州,上門帶練的課程時長在60分鐘左右,平均售價為300元,12課時起報。“這部分學生的家長大多收入不錯,目的也很明確,就是為了把孩子的體育成績給提上去。剛開始時,有些學生的體育成績可能只有十幾分,通過1—2個月的訓練,最后能達到滿分。”
自由勞動AB面
在楊喬看來,做上門體育教練不坐班,不用打卡,是一份自由的職業,也是一份體面的勞動。選擇這份工作,不僅符合專業所學,更重要的是自己熱愛運動。
當談到職業規劃時,楊喬說,他會長期從事青少兒的運動培訓工作,送“體育外賣”也不再是自己的職業過渡選擇。
“周圍的人都比較認可這種上課形式,大部分時間就是做好上課的工作,我不會有太多焦慮。”楊喬說。
這份自由背后,也面臨著不確定風險——交通意外、安全糾紛、客戶投訴,以及客戶臨時爽約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都由個人負責。
有的平臺并沒有給孩子配置意外險,教練也會面臨安全問題的考驗。為了降低運動風險,楊喬通常自備必要的安全裝備,比如體測項目中的立定跳遠需要帶防滑的跳遠墊——這種墊子不但重量不輕,體積還不小。有時為了趕時間上課,楊喬甚至沒辦法按時吃飯。
田龍金過去每天都需要往外跑。他說:“不會覺得這個職業跟他們的職業有什么差距。一年定期拿一部分的收入回家,父母自然也是高興的。”
對于那些體育成績差的學生,訓練后能拿到一個不錯的成績,甚至是滿分,他們會送錦旗、發很長的一段話,或者說買一些水果……這些行為會讓田龍金感到上門教練這一職業的價值成就。
但并不是所有的從業者都能從這份職業中找到自洽。部分年輕從業者仍覺得這份職業“不夠正式和穩定”。陳學利提到,剛從體校畢業或者畢業一到兩年的學生,占了公司教練人數的30%。這部分教練雖然有從業資質,但由于實際教學經驗不足等原因,上門授課難以滿足家長需求,如果再遇上訂單少的情況,他們會覺得干活沒勁兒、沒面子,最終選擇離職。
除了上門做體育訓練外,還有不少人在“上門做菜”、上門美甲、上門助浴……一批以“上門”為核心的新型勞動形態正逐步在城市顯現。同時,社會對“上門勞動者”的態度也在變化,而“上門”成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職業選擇。
但這些自由選擇的背后,能否帶來持續穩定的發展,仍取決于相關制度能否提供基本保障。
自2015年“新就業形態”概念提出以來,相關的配套措施不斷完善。2023年,人社部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合同和書面協議訂立指引(試行)》,明確將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寫入文件;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提到,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推進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對像田龍金和陳學利一樣的領跑者來說,他們需要更加具體的支持。“希望相關部門能出臺一套相對較健全的上門體育的標準,對其發展進行規范,同時,還希望有一個寬松的環境。”陳學利說。
“明年四五月份,我們將考慮為平臺所有接到訂單的教練提供日保型意外險。未來,盡管平臺上不全是全職教練,爭取也能像京東一樣,為教練團隊購買養老保險。”陳學利憧憬道。
(文中小林為化名)
(作者 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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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鑫
金融市場新聞中心資深記者,關注保險行業、證券、新三板、上市公司相關領域,擅長深度報道、人物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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