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平日里被日軍飛機炮火威脅的成都城內卻一片素白,平日里不怎么出門的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送上挽聯(lián)為王柏齡送別。
王柏齡去世后如此大的牌面與其說是一位上將的哀榮,不如說是對一段跌宕歷史的集體緬懷。這位與蔣介石同窗、同袍的保定軍校生,黃埔軍校的重要籌備者,最終在政治與軍事的漩渦中,從權力巔峰跌落至佛門青燈,曾經的槍火和權斗,如今都是一抔黃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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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地利人和
說起來,王柏齡的革命之路,堪稱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典型代表。
1903年,14歲的王柏齡棄文從武進入南京陸軍小學,三年后保送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與蔣介石、張群等人成為同窗。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王柏齡回國參戰(zhàn),從滬寧光復的連長升至團長;“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又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期騎兵科畢業(yè)。那個時候日軍陸軍士官學校的文憑可是一個民國軍隊中的通行證,可以說是響當當?shù)挠餐ㄘ洝?br/>1916年經蔣介石引薦,王柏齡加入居正領導的山東討袁軍,歷任參謀、代參謀長、旅長,并在云南講武堂任教七年。
這樣“軍政雙修”的經歷,使王柏齡成為兼具軍事理論與實戰(zhàn)指揮的稀缺人才,在1924年孫中山決定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時,他自然也被列入籌委會核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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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情誼
若說王柏齡崛起是“時勢造英雄”,那么他與蔣介石的關系,則是“英雄相惜”的典型。
蔣、王二人同赴日留學,在振武學校加入同盟會,這樣“同窗+同袍+同志”的三重紐帶,讓蔣介石對他始終另眼相看。
1923年,蔣電邀其赴廣州任大元帥大本營高級參謀;次年黃埔籌建,王柏齡不僅是七人籌委之一,更出任教授部主任,從選址、教材到教官招聘、軍服設計,多有親為。
時至今日,有一張照片流傳很廣泛,在這張圖里孫中山居中,蔣介石在右后,左后正是王柏齡,其地位可見一斑。
而此時的王柏齡也堪稱蔣的“左膀右臂”,他力邀葉劍英任副手,主導“孫文主義學會”與共產黨領導的“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并立,還在黃埔軍校特支委員會任組織委員,深度介入國共合作。
1925年東征陳炯明時,王柏齡任教導第二團團長,與何應欽的教導第一團形成“雙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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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在東征棉湖一役,何應欽以千余人擊潰萬余敵軍,一戰(zhàn)成名;而王柏齡的教導第二團卻在淡水城下潰敗,他本人一度臨陣脫逃。
這種反差,讓蔣介石不得不重新來評估兩人價值。能力不足已經相當致命,而此時王柏齡的私生活也受到大家的指責,他沉迷煙酒賭色,北伐期間甚至流連妓館,致南昌戰(zhàn)役中孤軍冒進,被孫傳芳反包圍,幾乎全軍覆沒。
老蔣雖怒其不爭,但仍念同窗之誼,僅撤軍職,改任長江要塞司令。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王柏齡雖連選中央執(zhí)行委員,卻再無實權。后來,當何應欽憑棉湖威望成為“蔣何系”核心時,曾經一度炙手可熱的“蔣王系”已名存實亡。
一切有跡可循
說起來,王柏齡的沉淪既是個人性格的悲劇,也是時代的產物。
從能力上來老,王柏齡缺乏何應欽的嚴謹與韌性。何應欽性格上再怎么不堪,但是他以軍校為家、事必躬親。而王柏齡則是讓副手替自己干,還貪圖享樂。
這樣的差異,在戰(zhàn)場就會被放大。而有意思的是,晚年的王柏齡試圖通過皈依佛門、修繕揚州重寧寺、五亭橋等尋求寄托,卻因丑聞(如與外甥媳之事、逼死妻妾)再損聲名。
等到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王柏齡隨政府西遷重慶時,他已淪為“政治花瓶”中看不中用了,雖然黃埔名宿的面子倒是還在,但是實權早被陳誠、白崇禧等后起之秀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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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齡有留日背景、軍校資歷與同窗之誼,卻因性格與戰(zhàn)略失誤,從巔峰跌落至青燈古佛。與之對照的何應欽,同樣出身保定、參與黃埔籌建,卻憑棉湖戰(zhàn)績與嚴謹作風成為國府“二號人物”。
1942年,王柏齡的骨灰歸葬揚州瘦西湖畔熊園時,這位昔日“黃埔元勛”已鮮有人問津。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之前再高的地位如今也不過是一捧黃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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