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認同視野下的契丹文學文獻研究

契丹文學，即契丹人的文學，既包括契丹人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也包括契丹人用契丹大小字創作的文學作品。契丹文學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相對完整自足的體系，成為中國文學百花園中的一個品類，是因為契丹人一方面認同中華文化，學習漢語及漢文經典著作，使用漢語進行創作且作品獨具特色；另一方面，他們創制契丹大小字，用契丹語文字進行創作，呈現出雙語創作并行的狀態，成為后世雙語文學創作的先鋒。

契丹文學文獻存世情況

遼朝的契丹文學作品數量最多，且有文集刊刻行世，如耶律隆先的《閬苑集》、耶律資忠的《西亭集》、蕭柳的《歲寒集》、蕭韓家奴的《六義集》、蕭孝穆的《寶老集》、耶律庶成的《耶律庶成集》、耶律良的《慶會集》、遼道宗的《清寧集》、耶律常哥的《耶律氏常哥集》、秦晉國妃蕭氏的《見志集》及耶律孟簡的《放懷詩》等。但由于戰亂頻發，這些書籍多遭焚毀，存世者僅剩萬一。除佛經外，目前能見者有耶律純的《星命總括》、釋行均的《龍龕手鏡》等。

目前存世的文獻中，遼金著作收錄契丹人漢文詩文的有遼代王鼎所撰《焚椒錄》、金代王寂所撰《遼東行部志》及元好問所編《中州集》等。許多遼金時期契丹作家的詩文因這些著作收錄才得以傳世。此外，宋朝文人在著作中亦載錄若干契丹人的作品，其中既有原創作品，也有翻譯作品，如楊億《楊文公談苑》、孔平仲《珩璜新論》、沈括《夢溪筆談》、陸游《老學庵筆記》、葉隆禮《契丹國志》等。這些著作中均對契丹人的詩文作品有所記述，表現出契丹文學的“他者”視角。

契丹文學發展至元代形成藝術高峰。元代開國文臣之首耶律楚材是契丹文學的杰出代表，其完整存世的作品有《湛然居士文集》和《西游錄》。其次子耶律鑄曾三次任中書左丞相，著有《雙溪小稿》《雙溪醉隱前集》《雙溪醉隱后集》《雙溪醉隱新集》《雙溪醉隱續集》《雙溪醉隱別集》《雙溪醉隱外集》《雙溪醉隱樂府》等，但均散佚。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雙溪醉隱集》，也是存世契丹文學的重要代表。此外，石抹良輔的《節齋吟稿》《世美集》、石抹繼祖的《抱膝軒吟》、石抹宜孫的《少微唱和集》、述律杰的《群玉集》、耶律希逸的《柳溪集》，均有詩文。元代大儒許衡的弟子耶律有尚謹守師道，撰有《許魯齋考歲略》一卷。耶律楚材之孫耶律希亮曾遠至西域，撰有《從軍紀行錄》三十卷，可惜已亡佚，僅有部分內容殘存于《耶律希亮神道碑》中。另有契丹人石抹咸得不和移剌迪的若干詩文流傳于世，我們從中亦可管窺其文學創作情況。有元一代，對文獻保存貢獻巨大的文人蘇天爵編纂的《元文類》收錄了相當數量的契丹人作品及契丹人墓志、行狀等，是研究元代契丹作家群體的重要文獻。

此外，《遼史》《金史》《元史》等史書及蘇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王惲的《玉堂嘉話》、盛如梓的《庶齋老學叢談》、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熊夢祥的《析津志輯佚》也保存了相當數量的契丹文學作品，為全面了解契丹文學的發展情況提供了豐富材料。

明成祖永樂年間，解縉、姚廣孝等主持編纂《永樂大典》，收錄整理了大量契丹人的漢文文學作品。清乾隆時期纂修的《四庫全書》也收錄了大量契丹人的漢文文學作品，耶律鑄的《雙溪醉隱集》賴此以存。此外，張金吾的《金文最》、顧嗣立的《元詩選》、周春的《遼詩話》等也收錄了契丹人的詩文作品。

契丹人的漢文文學作品還零星保存在明清時期的各地方志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緒年間刊刻的《新輯大漲劉氏族譜》中明確記述陜西渭南地區大漲村劉氏是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后裔，這是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終形成中華民族的生動、有力證據。《新輯大漲劉氏族譜》亦保存了若干明清時期的契丹人文章。

相比契丹人的漢文作品，契丹文詩文數量極少。1922年，比利時傳教士凱爾溫在內蒙古巴林右旗發現契丹文《興宗哀冊》和《仁懿哀冊》。截至目前，已發現契丹小字碑刻40余通，契丹大字碑刻近20通及寫本1冊，其中大部分為契丹文散文，墓志中的銘文可視作詩歌。不過，這些契丹文的文學文獻至今尚未完全釋讀。

契丹文學作品的特征

雙語創作是契丹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少數民族大規模使用雙語進行創作的朝代是遼代，目前中國文學史上較早的用雙語創作的文學作品也產生于遼代。契丹人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可以使用契丹大小字創作詩文，但從政權建立之初到整個民族融入中華民族，他們一直堅持使用漢語進行文學創作、堅持學習儒家思想和《詩經》《文選》等經典，崇拜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辛棄疾等前朝或當時的詩人。

遼代皇帝及皇室成員很多均認同中華文化、崇尚儒學，多用雙語進行創作。據《遼史·耶律倍傳》記載，耶律倍上奏說祭祀當祭孔子，遼太祖大悅，令建孔子廟，并詔太子春秋釋奠。《遼史·太祖本紀》亦載，太祖親自拜謁孔子廟。耶律倍精通契丹語和漢語，兼用這兩種文字作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投奔后唐后，他仰慕白居易，改自己的名字為“黃居難，字樂地”。此外，據《舊五代史》載：“德光（遼太宗耶律德光）本名耀屈之，后慕中華文字，遂改焉。”遼道宗時，懿德皇后蕭觀音“幼能誦《詩》，旁及經、子”。一些契丹女性幼時即誦讀儒家經典，能寫詩作文，于此可管窺遼朝儒學教育和文學創作的情況。

豪放粗獷、不假雕飾是契丹文學的另一特征。如女詩人蕭觀音，她不僅精通音律，能歌善舞，還能騎馬射箭，被稱作“女中才子”，其《伏虎林應制》詩云：“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全詩氣勢磅礴，直抒胸臆，盡顯契丹女性豪情。北宋文學家楊億《楊文公談苑》載一契丹將領的詩句，曰：“父子盡從蛇陣沒，弟兄空望雁門悲”，慷慨悲涼，深得唐代邊塞詩之風神。《遼史·列女傳》載契丹女子耶律常哥“能詩文”，“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女性能寫文章對皇帝忠言直諫，不僅鮮明體現了契丹人之直爽性格，而且可見契丹文學作品之豪放特色。

漢、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的文化多樣，其交往交流交融頻繁，形成“網狀”互動模式。契丹人的中華文化認同歷程，與其金、元政權認同歷程和其詩文風貌聯系緊密。從這個角度講，契丹文學既是相對完整的一個生態系統，同時又與中原文學發生密切的聯系。契丹文學的發展受到儒釋道思想的影響、受到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的影響，同時也與宋代文學發生互動，并在金元明清時期與其他民族文學共同融入中國文學之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契丹文學史”負責人、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11月5日第3250期

作者：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