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案”今天開審，若敗訴或將收回總統權利，川普回應：不去

2025年11月5日，美國最高法院將就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合法性舉行關鍵聽證會，這場圍繞《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適用范圍的司法較量，不僅關乎總統權力邊界的重塑，更可能成為全球貿易秩序重構的轉折點。

然而隨著聽證會臨近，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出席計劃，為這場持續兩年的法律博弈增添新的變數，而這場訴訟也已從單純的貿易政策糾紛，升級為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制衡關系的重要測試。

關稅政策引發的制度爭議

這場法律博弈的源頭可追溯至 2024 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 “對等關稅” 政策，當時重返白宮的特朗普，以“應對芬太尼危機與貿易逆差”為由，援引IEEPA對主要貿易伙伴加征關稅。

其以 “巨額貿易逆差對美國國家安全與經濟構成異常且重大威脅” 為由，依據 IEEPA 第 1702 條關于總統可 “規范外國財產進口” 的條款，對歐盟、中國、日本等主要貿易伙伴的工業制成品、農產品等廣泛品類加征關稅。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5 年 9 月，這項政策已使美國企業支付近 900 億美元關稅，占同期美國關稅總收入的一半以上。

但這一政策很快引發強烈反彈，教育玩具制造商 “教育資源”、紐約酒商 V.O.S. Selections 等企業聯合 12 個州政府提起訴訟，指控其 “違反憲法授權原則”。

原告方在訴訟中明確指出，IEEPA 的立法文本從未提及 “關稅” 或 “稅收” 概念，歷史上也從未有總統依據該法征收關稅，特朗普政府將 “規范進口” 曲解為 “征收關稅”，本質是越權擴張行政權力。

他們援引數百部聯邦法律條文證明，“規范” 權力從未被解釋為包含征稅權，若此邏輯成立，將徹底顛覆美國的法律傳統。

而特朗普政府與司法部則堅持，關稅歷來是規范進口的傳統工具，IEEPA 的寬泛授權足以覆蓋這一舉措，美國總檢察長索爾在提交的法律文件中強調，國會通過《國家緊急狀態法》已建立足夠的監督制衡機制，總統的行動完全合法。

國會授權的邊界

司法程序自2025年3月啟動以來，已形成三級法院連環判決，3月15日，國際貿易法院裁定IEEPA的“調節進口”條款不包含征稅權，且芬太尼危機不構成法律定義的“異常威脅”，宣布對等關稅與芬太尼特別關稅均屬違法。

2025 年 5 月，國際貿易法院率先作出判決，認定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非法，指出《貿易法》已對總統應對貿易逆差的權力范圍作出明確限制，國會無意讓總統借助 IEEPA 的緊急權力處理常規貿易問題。

7月29日，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以7:4的投票結果維持原判，明確指出“貿易逆差并非法律意義上的緊急情況”，特朗普政府隨即向最高法院提交上訴，將案件推向最終裁決階段。

接連敗訴促使特朗普政府上訴至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決定受理此案并安排 11 月 5 日舉行聽證會，被全球投資咨詢公司 BCA 研究首席策略師格特肯稱為 “當前最具影響力的司法案件之一”，其裁決將直接界定總統經濟權力的邊界。

然而聽證會前夕，特朗普的態度經歷了戲劇性轉變，10 月底，他曾在競選集會上明確表示將親自出席 11 月 5 日的最高法院聽證會，并警告稱 “若敗訴，美國可能淪為第三世界水平”。

但到 11 月 2 日，他突然在 “真實社交” 平臺發文改口，稱 “不會親自前往法院，因為不想分散公眾對裁決重要性的關注”。

這一轉變引發廣泛猜測，分析指出，此舉既可以避免親自面對可能的司法質詢，又能在敗訴時將責任轉嫁給法院，勝訴則可收獲 “尊重司法獨立” 的形象加分，是典型的政治策略布局。

被審判者的缺席

盡管特朗普缺席，11 月 5 日的聽證會仍吸引全球目光，而庭審的核心焦點則集中在這兩個層面之上。

其中對于1971 年尼克松政府依據 IEEPA 前身法律征收 10% 關稅并獲上訴法院支持的 “美國訴吉田國際公司” 案，是否構成可援引的先例，以及在當前最高法院保守派以 6:3 占多數的情況下，大法官們是否會認可總統緊急權力的擴張。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此前表態中充滿信心，認為最高法院將維持關稅政策的合法性，但外界對此并非普遍樂觀。

格特肯分析指出，最高法院可能會采取 “有限裁決”，在邊際上收緊總統的自由裁量空間，同時不會全面否定總統的緊急權力。

這場聽證會的潛在影響早已超越法律范疇。若特朗普政府敗訴，不僅已實施的 “對等關稅” 政策將被撤銷，美國政府可能需要退還近 900 億美元已征收的關稅，對美國經濟造成連鎖沖擊。

牛津經濟研究院資深經濟學家亞洛斯測算，撤銷相關關稅將使美國實際關稅率從 16% 降至 6%，但仍無法完全彌補貿易戰造成的損失，到 2025 年底美國實際 GDP 水平將比預期低 0.7%。

德國 ifo 經濟研究所主席福斯特則指出，關稅帶來的消費價格上漲和經濟增長放緩，將遠超其帶來的稅收收入，加劇美國的預算赤字。

貿易秩序的重構風險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總統權力格局的重塑，若最高法院否定特朗普的權力主張，將顯著限制未來總統動用緊急權力干預經濟的空間，尤其是其慣用的 “即時關稅令” 將難以實施。

盡管特朗普政府可轉而援引 1962 年《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款等其他法律征收關稅，但這些條款均需經過商務部調查、國會報告等復雜程序，且具有時限性，無法實現同等程度的行政裁量權。

反之，若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則意味著總統經濟權力的大幅擴張，為后續行政分支越權埋下隱患。

聽證會當天，美國國內的政治反應呈現明顯分化，前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競選集會上批評特朗普的關稅政策 “雜亂無章”，稱其讓國家陷入 “無法無天的魯莽境地”，諷刺國會共和黨人 “不敢約束總統權力”。

參議院此前已以 51 票贊成、47 票反對通過決議，要求終止全面關稅政策，雖因眾議院共和黨多數難以生效，卻已顯現國會對總統權力的警惕。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則在最高法院外舉行集會，標語寫著 “維護總統貿易主權”，認為嚴格限制總統權力將削弱美國在國際談判中的籌碼。

結語

截至現在最高法院尚未給出明確的裁決時間表，但因該案屬于加速審理范疇，外界預期判決可能在數周內公布，但無論結果如何，這場圍繞關稅的法律博弈已成為觀察美國三權分立制度運行狀態的窗口。

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邊界之爭、政治立場與法律邏輯的碰撞、國內政策與全球影響的交織，都讓這一案件的意義遠超貿易政策本身，而特朗普從 “親自出席” 到 “改口缺席” 的轉變，更為這場復雜的權力博弈增添了耐人尋味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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